事实真如这帮军人所了解的，朱安兰一直准备给她哥换媳妇。因为她哥是独子，是爹尾巴梢上唯一的一根毛，所以她决心为家庭做出牺牲。不过她想即使换，也得找个差不多的，可是几年中找来找去，不是人家那边女的不愿意，就是那边男的太差让她看不中。眼看哥哥年龄渐长，爹娘终于沉不住气，托媒人再找，媒人便给介绍了律条村许正贵的四儿子和三闺女。当时柳镇街正搞“四清”运动试点，查干部“四不清”首先查他的阶级路线清不清，让人们脑子里的阶级观点变得像剃头刀一样锋利。朱安兰听说那边是地主家庭，立即表示不同意。可是爹娘去看看人家兄妹俩都长得不错，尤其是那个青年，虽说是二十八岁大了点，但相貌还是让人感到顺眼的，便背着闺女向媒人点头应诺。朱安兰得知后哭闹了一番，说自己身为贫农后代团支部副书记怎能去给地主当儿媳妇。爹娘流着泪道：这不是为了你哥么？你看你哥那个糟糠身子，再不娶媳妇怕留不下种了呀！咱家就要绝户了呀！朱安兰看看在一边高耸两肩艰难喘气的哥哥，低头咬唇思忖良久，然后将脸一仰，强忍住眼泪说：“行，就这样吧。”听到妹妹说了这一句，哥哥“咕咚”一声跪到她的面前，她娘则抱住闺女嚎啕大哭……
那年秋后两家在同一天各换闺女，将喜事办了。朱安兰平平静静地坐上蒙着花布蓬的手推车，在娘家门口直等到许正贵的闺女进了她哥的洞房，她才让人推着去了律条村。到了那里该坐床坐床，该吃饭吃饭，可是晚上那个许四槌要脱她的衣裳她却坚决地拒绝了。四槌问为什么，朱安兰说为什么你明白。四槌苦熬苦盼终于等来了媳妇，媳妇的这种态度却让她不知所措。他说：“咱两家换了就换了，俺妹妹不是已经去你家了么？俺妹妹保准不像你这样。”朱安兰说：“你妹妹是你妹妹，我是我。”直到天明也不让四槌上身。四槌急了，第二天早晨到他爹娘屋里哭诉，许正贵说：“她不叫那个？那你快去跟你妹妹说，也不叫那个王八羔子那个！”四槌果真跑到柳镇，从朱家新房里拉出了他妹妹。听哥哥说了那个意思，妹妹羞红满脸只是叹气。四槌这时明白他家已经吃了大亏，只好向妹妹说：“你往后别再跟他那个啦，等我这边那个了再说！”妹妹便点头答应。
四槌回来，向朱安兰说：“我妹妹都叫你哥那个了，你还不叫我那个！”不料朱安兰却说：“就不叫你那个！只准贫农那个地主，不准地主那个贫农！”夜里照旧守身如玉。四槌眼看着女人在床却不能“那个”，急得抓耳挠腮，最后便动了硬的，摁住朱安兰就撕她的衣裳。哪知朱安兰竟从身上掏出一把剪子，猛地捅向他的胁间。四槌觉得疼，跑到他爹娘屋里看看，身上已经让戳出了一个窟窿，再深一点就麻烦了。许正贵老两口吓得说：“算啦算啦，他不叫那个就不那个，反正咱不能把命搭上！”
但这样的结果总不能让许正贵一家甘心，老太太便去柳镇找到闺女，再次讲那个意思，闺女红着脸道：“娘，这家那人也实在可怜，俺真不忍心……”娘板着脸说：“你不忍心也得忍，咱不能让人家白那个了！”闺女又点头答应着。可是三个月下去，闺女忽然回到娘家说她身上有了，她娘跺着脚道：“他那边都结果了，这边连个花骨朵还没见，你说这是啥事儿！”四槌得知了这事，独自一人跑到沭河滩上大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四槌就死了那份心，该干活干活，该睡觉睡觉。朱安兰表面上也安心住在这里，像别的年轻妇女那样整天到地里干活。十个月后，她小姑也是她娘家嫂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她欢天喜地挎了一箢子油条鸡蛋去送“助米”，又把他男人四槌气得害了一个多月的胃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过团干部的朱安兰激动起来，找到许合印申明自己的贫农出身，要求加入红卫兵，可是许合印对许正贵有深仇大恨，对地主的儿媳妇不够信任，便没有批准她的要求。没料想这位朱安兰真不愧是贫农后代，阶级路线竟然如此分明，能够大义灭亲揭发出公公存的变天账。许合印想，这样的人不信任还信任谁？这样的人不用还用谁？
律条村有一部电话，是在一九六四年与各户的广播喇叭一块安装的。因两种信号都走一条线，大队部里便设了一个闸，早晨、中午、晚上三次广播时间一到，便将闸扳上去；广播一结束，再把闸扳下来。扳上去只用于听广播，扳下来只用于通电话。这项工作原先是由大队会计许景霖负责的，可是这个老会计仗着自己年龄与辈份都比许合印大，不大听他指挥，工作吊儿郎当。他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忘记扳闸，不是让全村听不到广播，就是让全村都能听到许合印与上级领导通电话的声音。许合印很恼火，一直想另找个人替他，但选来选去也没有很值得信任的。所以当朱安兰一出现，这电话传达员就非她莫属了。
朱安兰对大队文革主任的信任当然感激不尽，从此一天到晚坐在大队部里恪尽职守，该扳闸扳闸，该接电话接电话。从她一上任，许景霖就撇撇他那张不长胡子的“嬷嬷嘴”，自觉地呆在一间厢房里专心处理账务。这样，作为律条村政治文化中心的大队办公室里往往只有许合印与朱安兰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