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啥？不敢早说？”杨教授火冒三丈，“听着了，这是从一个刑警队队长嘴里讲出来的话，居然说不敢早说。这岂不是在草菅人命吗？刑侦工作像你这样搞，不知有多少的无辜百姓要倒霉遭殃！”
“不早说的目的正是为了不草菅人命……”刘玉明解释。
杨教授打断了刘玉明的话：“不用强词夺理了……作为一个刑侦工作者，最大的耻辱也莫过于不实事求是地调查取证了。是的，处在我们国家法制并不完善的现阶段，或者换句话说，处在人治依然大于法治的特殊环境中，我们为了求得公平和公正十分的不容易，有时可能还需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并不等于说目睹着强权与专制肆意地泛滥，目睹着强权与专制肆意地践踏法律的尊严我们仍旧可以心安理得。做人得有责任，做事得讲原则。如果连做人与做事的责任和原则都不讲了，那么，我们到底还配不配被称做人？”
刘玉明知道杨教授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困难和个案的具体实情才发的火，所以也不计较。他等杨教授把火发完了，陪着笑脸，说道：“杨老师，你们能亲自来，我万分的感激，也真希望案子能在你们的鼎力相助下真相大白……那件衣服我妥善保管着，你看是不是交给你们代为检验一下？”
面对刘玉明的诚恳，杨教授不好再继续责备。他想了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你拿给我们吧，上海和北京来的都是全国一流的痕迹专家，是我专门请来的……为了公正我就敢破釜沉舟。要么，我们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要么，我们为此而身败名裂……假如案子不是陈涛所为，我们来此一趟，却同样没有找到真正凶手留下的证据，那么，我们就是在砸自己的牌子，就是自个儿在往自个的脸上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