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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和马天成离开长仁后的第二天下午，滨江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杨教授受省高院委托，便在滨江市公安局领导陪同下，和来自上海、北京的3位痕迹专家一道，风尘仆仆的赶到了长仁县公安局。
徐大虎亲自主持了案件汇报会。会上，徐大虎的“一言堂”和长仁县公安局其他与会领导对案件讳莫如深的态度，使杨教授意识到了案件的确有可能渗杂得有人为的因素。因此，他提出建议：“为了确保调查取证的客观公正，是否能让长仁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暂且回避一下？”
专家建议，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自然是重视和赞成的，然而，徐大虎却坚决反对。长期享受着独霸一方快感的他，哪里容得了别人来指手划脚。他瞪着马眼，质问杨教授：“什么意思？踢开当地党委政府办案，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难道这就是依法治国……我看完全是‘特殊时期’打砸抢和踢开党委政府闹革命那一套流氓作风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什么专家，什么教授，分明是替犯罪分子开脱罪责的‘臭老九’。我是长仁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我对维护一方治安秩序的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来，是协助我们办案，也是配合我们办案，假如要耍什么喧宾夺主的把戏，那么，就请你们马上离开。咱长仁县公安局有能力将发生在长仁县境内的所有案件侦破……”
徐大虎因为气急败坏，所以言语便没了分寸。长仁县公安局的韩跃进、刘玉明等，熟知徐大虎的天性，倒是习以为常，而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和杨教授他们，就感到莫明其妙了。他们被徐大虎的言行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在法制化建设的时代，居然领导岗位上还摆放着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稀世法肓。其实，他们是身在高处，不甚了解基层的实情。国家的重大举措和变革，落实到基层，就仿佛筛子筛大米，好的，中看的，实用的，都留在筛子的上面，过滤到下面来的，往往是变了样的，是碎米，或者是砂子。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偏远和落后的地方又数不胜数，人的素质哪能转眼间都达得到相同的水平呢？既然“人”不能，那么，个别早就不是人而是“官”的领导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眼睛不是像人那样用来读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他们的耳朵也不是像人那样用来聆听社会的风声和群众家里的雨声的。比如徐大虎吧，他的眼睛盯着的是县委主要领导的脸色，他的耳朵装进去的是下属马天成之类阿谀奉承的谀美之辞。他从挤进官场的那一天起，就认定权力高于一切和大于一切是颠扑不破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动他的权力，谁就是在动他赖以活命的“奶烙”，他会不遗余力地抗争。虽说他面前坐着的是专家，是学者，是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但认起真来，没有一个人能实实在在的管得着他。所以，他不屑于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他胆敢在他们面前大放厥辞。这种立场和态度是由徐大虎的地位决定的。他的地位不属于专家学者管，也不属于滨江市公安局管，而是属于长仁县县委管。
然而，滨江市公安局毕竟是长仁县公安局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没有人事权和财权，但业务管辖权和业务指导权总是有的。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目睹了徐大虎的专横拔扈后，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以市局的名义向长仁县委汇报，由滨江市公安局直接接手案件的调查。长仁县委为此专门召开紧急常委会，徐大虎在常委会上“寡不敌众”，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口头答应了绝不参与和干涉滨江市公安局在长仁开展的案件调查取证工作。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是徐大虎万万没有料到了。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他也感叹自己权力的“今不如昔”。一气之下，他称病躲到家里“休养”去了。当然，他的真实目的也是想借“休养”来避其锋芒，好以静制动地等待着马天成东莞之行的最终“结果”。
调查取证工作临时由韩跃进负责协调，韩跃进明知是“炀圆”，于是，推给了刘玉明。刘玉明没地方推，也不能推，就一直跟随在杨教授他们身边。
重新勘验了现场，没有丝毫收获。杨教授说：“我就不相信案犯没留下蛛丝蚂迹，从痕迹学的角度来说，凡是作案现场，就肯定留有痕迹，只是没有被人们发现而已。”
杨教授坚持再仔细勘验，刘玉明提醒：“现场用水冲洗过，怕是真难再提取到指纹、血迹什么的了。”他想到陈大伯死前交出来的衣服，说，“我们一直怀疑一个人与此案有关，这人绰号叫黑二，小时候和现在押的嫌疑人陈涛是邻居，两家关系也较好。案发不久，黑二就外出了，后在东莞犯了案，又逃到贵州躲藏，最近被贵州警方捉获，移交给东莞，东莞才来通知，要我们去领人。据说黑二落网后曾交待在长仁犯有命案。他父亲前不久服鼠药自杀了，临死前将黑二穿过的一件衬衣交给了我们……”
“衬衣呢？”杨教授迫不及待地问。
“我们检查过，上面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那么他父亲自杀前交出这件衣服来干啥，总得有理由呀……你为什么不早说？”
刘玉明苦楚一笑：“不敢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