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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闷不乐地穿过楼道，下到局机关大院的院坝里，杨帆站到了院坝中央的黄桷树下。黄桷树有水桶般粗细，种在石砌的花坛间。伸展的枝丫密密匝匝，碧绿的叶片遮挡着光线，使人感到透心的阴凉。
正是下班的时候，不少机关科室的民警从他身边走过，要么和他打打招呼，要么就用好奇的目光朝他打量。乡下派出所的指导员，在局机关民警的眼里不算什么官，不过，由于出了陈涛那样的事，一夜之间，他这个指导员也就倍受人“刮目相看”了。
驾驶员见杨帆出来了，从车窗里探出头，问杨帆：“头儿，回所里吗还是找个地方吃午饭？”
杨帆盯他一眼，说：“没心情，啥也不想吃，你饿的话就把车停在这里，自个儿去吃吧，我想在车里休息一会儿。”说完，他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坐进了车里。他将头靠在椅背上，疲惫不堪地闭上了双眼。
驾驶员是聘请的临时工，20来岁，属于那种有米下锅便不知愁的年轻小伙子。见了杨帆的模样，安慰道：“头儿，用不着烦恼，天塌下来有高的顶着，何苦呢，为了工作，愁眉苦脸的，不值。走吧，一块儿去吃豆花饭，我知道有个地方，正宗的石磨豆花，特好吃的，算我办招待吧！”他拧开车台录放机，杨钰莹甜而轻快的歌声响了起来。
刘玉明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拿瓷碗，埋着头从刑大出来了，看样子是准备去食堂吃午饭的。从车旁路过，听见音乐，向驾驶员瞟了一眼，见是长湖派出所的，猛然想起了杨帆，问道：“你们指导员呢，吃饭了吧，没吃的话就到食堂去。”
驾驶员朝旁边噜噜嘴，说：“你给我们头儿说吧，听他的。”
刘大队长明白杨帆坐在车里了，于是，也拉开后车门坐进了车里。他掏出10元钱，递给驾驶员，说：“小伙子，去帮我买包烟回来！”
驾驶员清楚是他俩有话要说，刘大队长故意将他支开，因此，关好车门，爽快地答应了，跑到了外面的大街上。
刘玉明伸手关掉了音乐，然后望着杨帆，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不通，可这是现实，想得通要想，想不通依然要想，权力大于一切，难道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在强权面前，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警察，只能是采取迂回的战略战术，尽可能的取得有力证据，让事实来说话，而不是靠感情用事和耍嘴皮子。你和徐局长斗气，你斗得赢吗？且不说到底陈涛是不是凶手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便有证据证明陈涛是无辜的，又能怎样？法律呀、正义呀……所有的一切，只要遭遇了强权，就会显得软弱无力。你是读书人，又受过警校正规的专业教育，难道你们老师没有告诉过你们法律与权力一旦较起劲来，究竟该谁让谁？”
“讲过，”杨帆睁开双眼，回头说：“权力让法律，权力让正义，因为滥用的权力没有底气，所以最终斗不过法律和正义。”
“对了，老师说的是‘最终’，你理解‘最终’的含义吗，那就是说要有个时间的过程。不错，时间可以证明一切，那么多特殊时期时期的冤假错案不是都陆续的平反了吗？可是，生命能够等待吗？不能的！权力最终要给法律和正义让路，是事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覆不破的真理，但是，短时间内，甚至是关键时刻，法律和正义却要给权力让路，哪怕众人皆知掌握着权力的人是恶棍、是小人、是地痞流氓……这不是谁不坚持原则的问题，而是为了等待法律和公正的最终裁定。你也看见了，今天的会上，徐局长一锤定音，几个副局长恐怕谁都清楚徐局长的决定是错误的，是有悖于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可他们谁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我想起了一句诗，叫‘万马齐喑究可哀’，目前咱们就遭遇了‘万马齐喑’的尴尬。认了吧，年轻人，退后一步自然宽，照领导的指示办，不但要办，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办！”
“怎么办？”杨帆问。
“让陈涛做有罪的供述，然后提请检察院批捕……”
“然后交给法院审判，然后杀头……对吧，这就是法律、是公正？”杨帆抢过话头说道。
“你就敢肯定法院会判陈涛的刑或者像你想象的那样陈涛会被杀头吗？”
“都作了有罪的供述了，两条人命呀，不判死刑才怪了！”
刘玉明摇摇头，说：“你有时把法律看得太严肃太神圣，有时又把法律看得太软弱太可欺；没对，这只能说明你还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真正了解到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法制在健全呀，想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人送上断头台那么容易吗？徐大虎在长仁县能一手遮天，在滨江市能一手遮天，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还能一手遮天吗？我丢句话在这儿，将来你会看见，不管该案陈涛作什么样的供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陈涛的头就掉不了。有可能陈涛要蹲很长时间的牢，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有可能陈涛要饱受皮肉之苦，要饱受非人的待遇；但只要他能挺过来，只要他确实问心无愧，不是真正的凶手，那么，法律最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