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他们交给了单位，妈被单位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调到货场干粗活，每月只发生活费，家里的日子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了，给奶奶这边的生活费，由50元降到40元，由40元又降到35元。每回父亲送钱时，掏出比以往少了的钱，沉默片刻，嗫嚅地说：这月先给您35。奶奶隐隐感到父亲有什么事，又不好多问。怕开车的父亲路上出事。为了照顾在丰台的三个姐妹，父亲把五姨奶接过去帮忙照顾孩子，每顿饭用半个红萝卜擦成丝，做一锅汤，蒸点糙米饭，一家大小就靠汤泡饭度日。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姨奶奶才跟奶奶讲了父亲的情况，她说老大真不容易。
不管碰到多难的事儿，父亲都憋在心里不说，一个人忍着，怕家人着急。我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父亲的脾性，爷儿俩一辈子，没说几句话。父亲这一生和我相处时间最长，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1968年夏天。三伯三婶当时要结婚，同是乡村教师的他们把家安在沙河永泰庄，他们买了一个柜子，一张床放在奶奶家。一天下午，父亲来了，奶奶问他能不能把柜子和床给三伯送去。父亲向邻居借了三轮车，装上床、柜，我说我也去，父亲答应了，我跳上三轮车，满怀欣喜地和父亲上路了。
过西直门、出德胜门，走在京昌公路上，小风吹着，从侧面看，父亲的表情轻松愉快，我想跟父亲说话，又不知说什么。这时，父亲指着西边田野中耸立的高大铁架问我那是干什么用的。我使劲想了一下，极不情愿地说：不知道。父亲告诉我，那是铁路上通讯用的。骑过了清河，父亲的背心被汗洇透了。我渴了，像是知道我的心事，父亲掏出两毛钱递给我，指着前面卖冰棍老太太让我去买。父亲放慢了蹬车速度，我跳下车，飞跑到冰棍车前，买了4根冰棍，追上车送给父亲两根，我们边吃边赶路。车快到沙河，路都是上坡，父亲蹬车吃力了，大滴的汗从他额上淌下。我急切地想帮他，突然从车上跳下来，摔了个马趴，身手矫健的我爬起来几步赶到三轮后面，帮父亲推起来。父亲摆动的身躯渐渐轻松起来，我们很快越过了坡顶。我赶紧跑几步，跳坐到三轮上。父亲问我：摔着了吧？我赶快说：没有。父亲就不问了。车拐下京昌路，向西过老牛湾，一路就没什么坡道了。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永泰庄三婶家。还有几十米远了，我跳下去，跑到三婶家，推开院门叫他们：三伯三婶，我爸给你们拉床来啦！
三婶一家大小迎出来，大呼小叫地帮着卸车，有人把父亲让到院里枣树下歇息，有人打了洗脸水让父亲洗脸。父亲刚洗完脸，茶就泡好了。三婶的爹说：甭着急，好好歇歇明儿再回去。爸说不成，一会儿就赶回去，晚上十一点还接班呢。三婶的爹说赶紧弄饭。有人张罗着买肉，三婶拦住了：甭买，我大哥吃素。三婶家里人就犯起愁来。我跑去和三婶的侄儿高来子玩去了，回来时，父亲坐在小桌前吃饭，有烙饼、咸鸡蛋、拌黄瓜、咸菜丝、棒子面粥，三婶家人陪着说话。
父亲吃完饭，要走了，我不想走。三婶说，大龙留这儿玩几天吧。爸没说话，我赶紧找高来子要两根竹竿让父亲给我带回去粘季鸟用。
父亲蹬上三轮车走了，我和三婶一家站在门口望着父亲背影远去，三婶的嫂子啧啧赞叹：这一个来回小一百里地呀，这身板儿真没人能比。
这种父子的温情，在我们之间很少。也许是因为居住两地的缘故，地理上的距离加深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在我青年时代尤为严重。那时我在一家雕塑工厂当了一名不安分的石雕工人，常和艺术青年们搞些活动。这种不安分让奶奶不高兴，每次父亲来北京，她便压低嗓子向父亲告状。父亲有时沉默不语，有时训斥我，我有时以沉默来应付，有时以争吵来对抗。拙于言辞的父亲说不服我，但他从未发怒或动手打我，有一回父亲竟然在我的争吵面前说不出话，哭了起来。看着父亲哭泣的样子，奶奶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嘟哝：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盯着奶奶老奸巨猾的脸，心中涌起了仇恨。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每日与石头、木头、泥巴和书为伍。就是这些哑巴雕塑，也引起了亲戚不满。二婶看到我做人体雕塑，向父亲告状：做光屁股雕塑，流氓！听了她的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是艺术。父亲这个老火车司机怎么能这样说，我不清楚。我只是默默地做雕塑，我不跟父亲交流。1990年4月，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办个人雕塑展。我没告诉父亲，展览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展厅里没什么人，一个身影从门外进来，我没在意，直到他走到展厅中间，我发现是父亲，我迎上去，叫了声爸。父亲没说话，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仔细地看我做的那些雕塑。
有人来了，我和他们打招呼，说话。父亲看完了，走到我身边想了一下，说：要是有人买，你告诉人家咱们可没有发票。我说哎。父亲又看一眼展厅，慢慢向门外走去。
一生俭朴的父亲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只不过为了赡养一家老小，他只能尽量节俭。有时来北京，他会给奶奶买大顺斋的糖火烧和一种叫高碎的茶叶末儿，这种茶叶末儿是制作上等茶叶筛下来的，泡出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