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壮，且多，一个，又一个。树当然也得变高，这是初夏，前一段时间又刚刚下过雨，树上全是清新的绿。安城主要的绿化树木是柳树和法国梧桐。老街的是法国梧桐，新街的是柳树。柳树枝越长越长，是需要定期修剪的，不然就会扫中行人的眼睛和衣服，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人。晏琪的眼睛就被扫过。她还以普通市民的名义在报上给城建部门提出了意见，认为他们行政消极。可是，这会儿，长长的柳枝看起来漂亮极了。她伸出手，有好几条都能抚住。树干看起来也比平时亲切许多，因为手能摸到——不会移动的物什此刻都显得很亲切。
这些变化的趋向只有一个：往日许多游刃有余的东西，现在她开始无能为力。晏琪有些忧伤。
也有越来越不亲切的，那就是走路的人们。他们比平时都有些健壮魁梧，她要仰视才能看到他们的脸。可他们没人看她。不，也有。很多。几乎人人都看了她，但却不是正常的那种看。他们的看是敷衍了事的，是因为怪而被动地看。似乎是让眼睛碰到了不舒服的光，如电焊的焊花，不能不晃一眼。却是晃一眼也就足够了。仿佛她的存在强迫了他们什么。她强迫了他们什么呢？而且，路过她身边——确切地说是椅边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和她拉开一段明显的距离。这距离让她刺眼。他们怕沾染她。他们在躲避她。这决不是因为陌生，她清楚地看到他们和别的路人挨挤而过，亲亲密密。
她的残疾不会传播人群，也不会污染空气，但显然已经证明了她的病。这不是一般的含蓄的病，是每双眼睛都能够看到的闹出体外的病。于是，在他们眼里，她还是被分了类。还是和别的路人不一样。她身体的一部分出现了重大的残缺。这残缺是如此显著，它昭示出的危机和险境让他们产生出一种几乎是出自生理本能的疏远，推挡，和排斥。——几乎是一瞬间，晏琪就明白了这些。她知道，换了自己，也是一样。如果迎面过来两个人，一个正常，一个非正常。正常在左，非正常在右，那毫无疑问，她会选择和左边的人擦肩。
她忽然记起，她曾经坐过一次轮椅的。二十年前。
3
那时候，他们全家住在一栋很旧的单元楼里，是爸爸单位建国后盖的第一批家属楼，想想有多旧。但那时有房子住也就很好了。他们住在五楼。三室一厅。一天，她和姐姐放学回家，发现凭空多出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妈妈让她们叫姑姑和姑父。后来她们搞清楚是爸爸的远房堂妹，来这里看病。看的是腿。不知怎的，姑父的腿，突然就没力气走路了。他们跑遍了小县城，才借到一个轮椅。姑姑一路推着他，上汽车，下汽车，上火车，下火车，来到安城。
妈妈安排他们住在客房里。所谓的客房其实是晏琪的房间，铺着一张一米三宽的木床，有客人来了就住那里。客人走了还是晏琪的。那间房的门锁是坏的。
没有电梯，上上下下的，得一堆人帮忙。大家累得吭吭哧哧，坐在轮椅里的姑父看起来很平静。他的平静让晏琪厌恶：怎么可以这样平静呢？他应该羞愧才是。何况还占了她的房间。她还厌恶邻居们的热情。见了她和姐姐，谁多多少少都要问几句的：你们什么人？什么病？怎么得的？有没有希望治好？得花很多钱吧？她总觉得他们的热情里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瞧稀罕。可她不能对邻居们表露出她的厌恶：姑父那笨重的身躯上上下下，都得麻烦人家帮忙。父母都跟着赔上歉意和笑脸。总之，有他们在，他们全家都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氛围。他们都得装。父亲装豪爽，母亲装贤淑，父母之间装恩爱，她和姐姐装好孩子，他们全家对这两个人装体贴，邻居因为他们家的关系对他们两个再装照顾。
还有吃饭。六个人的圆餐桌，本来刚好够，姑父坐着轮椅，占了一个半人的位置，大家就都窄怯了。于是晏琪和姐姐就都有了借口，她们俩躲在房间里吃。直到最后一顿饭，稍微丰盛了一些，到底是小孩子，禁不住馋，她们和姑姑姑父同桌吃了唯一一次饭。晏琪决不挨着姑父坐。她觉得他身上的气息是她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那天，餐桌上的格局是这样的：姑父左边是姑姑，右边是父亲。父亲右边是母亲，母亲右边是她，她的右边是姐姐。她和姑父恰好遥遥相对。
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染得她的世界似乎都残疾起来了。
但她不厌恶那轮椅。那是一辆很普通的黑色轮椅，大大小小两对轮子，小轮子转起来大轮子跑，一看就是个不同寻常的玩具。她相信一班同学都没玩过这个。一天晚上，姑姑和姑父早早睡了，她去房间里取新作业本，路过轮椅，摸了一下靠背，忍不住，轻轻地在上面坐了一下。轮椅微微地动了动，她吓了一跳，捂住嘴笑起来。
早上上学的路上，她把这件事炫耀着对姐姐讲了。姐姐不过比她大两岁，也嚷嚷着要坐。于是夜深之后，她们像两只小耗子一样蹑手蹑脚地起了床，她们偷偷地把轮椅拉到客厅里，借着夜的青光，你坐一次，我坐一次。如两个小小的鬼魅。又一次轮到她的时候，她没控制好，撞到了餐桌，把桌上的花瓶打碎了。三个大人闻声出来。父母斥责，她们哭泣。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