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从创业到发展成为一家巨型公司，多是得益于其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同样在公益活动当中，如果你没有一种非常严密的公益模式的话，它的放大效应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在公益模式研究上，可以建立一个公益坐标，以公共价值为横坐标，以经营价值为纵坐标。比如有一家乳品企业，它花100万元就搞了一个活动，提倡“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再花一个多亿宣传这个活动，这叫伪善式公益；如果奶里面加了三聚氰胺的话，那就是自杀经营。一些企业把经营价值和公共价值结合起来，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像百事可乐生产薯片，要求每个土豆大小均匀。为了鼓励农民到沙漠的边缘去种马铃薯，马铃薯的收购价格也不一样。从沙地里种的比一般在黏土地里种的收购价格要高，这样就无形中鼓励农民去开发沙漠种植；另一方面，由于沙漠里种植马铃薯的个头大，大小也均匀。百事可乐公司收购这些马铃薯的时候，收购价格会更高；农民也非常高兴。这样一来公司实际上也降低了原材料成本，帮助农民创造价值，企业也创造了更多社会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公益模式创新。
公益模式的提出，旨在促进中国企业公民实践向纵深处发展，给中国的公益活动树立明确的标杆——企业能不能像创造一种高明的商业模式一样创造一种公益模式，把技术含量低的钱，变成一种技术含量和管理含量高的钱，这样才能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21世纪报系自身作为一家企业，在企业公民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计划促进业界合作，并达成了广泛共识。其一系列公益模式创新实践如红粉笔计划、小橘灯、典藏中国等，引发了业界共鸣。
企业公民从外部化的公益慈善，转化为一种内在的企业文化、战略和执行能力，也使企业公民从一个陌生的概念，变成了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共识：即做企业，就是做企业公民。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一篇文章中阐述自己接受企业公民理念过程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家走向成功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创业，第二是管理成熟，第三是承担广义的社会责任……我们为什么需要企业公民行为？第一，政府法规的制约。比如说由于环保，黏土不能用了，必须采用一些新的方法。第二，社会期盼以及压力。第三，企业的道德良心以及自身觉察。第四，成本的压力。能源和材料价格上升，企业不得不采用更加节能的生产方式，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第五，原材料的稀缺性迫使企业走向节约化和精细化生产。第六，创新的竞争，低能耗的科技创新会更加吸引客户。第七，企业本身的公关、营销以及形象策略。第八，企业公民本身即是一个商机。现在应该是所有企业都迈向第三阶段，做企业公民的时候了。”这种诉求超越了道德提倡，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不得不如此作为的一种商业标准。尤其是在一个透明和裸露的时代，企业公民的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当代商业实践中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企业公民现阶段的几个特征
公益慈善：从跟随到创新
长久以来，公益慈善一直是企业公民实践的重要表现方式。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有能力的个体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改善社会，包括向学校、文化机构和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服务事业捐赠，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并且信奉“做好事不留名”的原则。公众普遍认为，企业从事公益慈善行为应该“发自内心”，而非为了任何商业目的或者满足“底线要求”；反之，如果这种行为会给企业或者企业家个人带来好处，那么其动机就值得怀疑。因而许多人坚持认为，任何提高企业“底线”都不能被视为是“公益慈善行为”，而是一种不齿的商业做法。反映在商业实践中，人们往往把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对立起来看待，无法找到其中的内在一致性。
事实上，很多经济投资都会有社会回报，很多社会投资也会产生经济回报。正确的做法是，企业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把战略重点放在既有明显经济回报又有显著社会效益的项目上，即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核心所长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获得更好的“协同效应”，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做一些跟随式的公益慈善活动。随着企业公民实践活动的不断拓展，国内很多企业开始战略性地思考自身的公益慈善事业，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和长远业务前景。从敷衍式的社会责任到战略性的公益，这种公益模式创新做法，不仅支持了企业将公益慈善活动作为企业公关或广告的一种形式，以树立和丰富企业的品牌形象，也试图在企业公民实践和企业发展战略之间寻找平衡点，选择有回报的公益慈善作为一种“中庸之道”，取得了明显的商业业绩和社会效益。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为中国企业从事这样的公益模式创新提供了大舞台。5月14日，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由江苏黄浦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率领的国内首支自发抗震救灾队伍——一支由60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就抵达了灾情最严重的绵阳、北川一带，并全面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这60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