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积累和管理声誉资本已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而声誉资本的积累机制是：企业如果在经营实践中损害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声誉资本出现巨大亏损，甚至出现负资产。如果能和利益相关方构建利益共同体，通过企业公民实践来获取他们长期的信任，就能增加声誉资本。
在这种背景下，就算弗里德曼重生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面对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展而来的企业公民理论，也很可能会得到与原有论断不同的结论。因为弗里德曼可以不关心“企业社会责任”，但不能不关心企业的资源和资产管理。
德鲁克论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中，为企业社会责任注入了新的思想。在他看来，在处理企业赚取利润和行善之间的关系时，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行善赚钱”（to do good to do well），另一种是“赚钱行善”（to do well to do good）。最遗憾的是，许多大公司依旧采取前一种做法，它们从事公益活动要么是作秀，要么就是屈从于社会某一阶段和时势的压力。
德鲁克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注定无法逃脱有关社会责任的决策。无论是一个企业、一家医院或一所大学，它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在两个领域中产生：一个领域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这两个领域中所产生的问题都同管理有关，但这两个领域的问题是不同的。第一个领域所讨论的是一个机构能够“对”（to）社会做些什么事。第二个领域所讨论的是一个机构能够“为”（for）社会做些什么事。
现代组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向社会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所以它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一个社区之中，与其他机构为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工作。它还必须雇用人员为其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医院的目的不是雇用医生和护士，而是医治病人。但为了医治病人，就必须有医生和护士。而一有了医生和护士，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工作团体，有着本团体的任务和问题。钢铁厂的目的不是制造噪声或排放有毒气体，而是为顾客制造高质量的钢铁型材。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会产生噪声、高温和有毒气体。意识健全的人都不想造成交通堵塞事件。但如果许多人被雇用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又必须在同一时间进出该地方，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通堵塞。
对社会的这些影响，从组织的目的来讲，是附带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社会问题则与之不同，它不是组织及其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而是社会机能失调引起的。由于机构只能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事实上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社会问题必然会影响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机构。一个健全的企业、一家健全的医院、一所健全的大学不能存在于一个病态的社会之中。即使社会的弊病并不是由于机构管理层的行为引起的，但从管理层本身的利益来讲，也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对社会问题视若无睹。
主动承担责任
无论是有意造成的还是无意造成的，管理层无疑要对他们的组织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这是管理层的一项责任——但它并不是一项社会责任，而是一项企业责任。这属于管理层的分内业务。由于人们要对自己所造成的影响负责，他们就应该尽量减少这些影响。一个机构在自己特殊目的和特殊使命以外的影响，无论对机构内部的影响，还是对社会环境或物质环境的影响，都是越少越好；越少越能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公民、好邻居和贡献者。不是必不可少的影响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最好予以消除。即使这些影响看起来是有益的，但它们既已超出了本机构正常职能的范围，则迟早会引起怨恨、抵制，并被认为是强加于人的。
如果能通过取消那种产生影响的活动来消除其影响，那是最好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不能取消产生那种影响的活动。因此，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去取消这种影响——或至少使这种影响尽可能地减小——同时又保持这种活动。最理想的办法是把这些影响转化成对企业有利的机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大化学公司之一的陶氏化学公司近20年来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的办法。陶氏化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就确定，空气和水污染是一种不好的影响，应予以消除。早在公众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以前，陶氏化学公司就在其工厂中采取了完全消除污染的措施。它在那个时候就采取系统的步骤把烟囱和下水道中排出的有毒物质转化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创造出各种用途和市场。
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种商业机会
社会问题是社会的机能失调引起的。社会问题是一些弊病，但对于各种机构，尤其是企业的管理层来说，社会问题也是一些挑战。社会问题是机会的主要来源。因为，企业的职能就在于通过把一项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的一项机会来满足一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