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在植物体内（地质运动还把部分固化和液化了的碳埋入地下，成为煤和石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保持稳定。工业时代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固化和液化了的碳燃烧，碳以气态的形式滞留在大气中。超高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超出了地球碳循环的处理能力，全球气温持续升高。
人类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只有一种选择：在未来50年里，将每年8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渐减少到一半，并逐渐增大地球碳固化的能力（主要通过森林面积的增加来实现），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容打折扣的“绝对命令”。
尽管环保主义者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警告气候危机的来临，但人们只在最近两年初尝全球变暖的恶果，并切身体会到这种警告的分量。“可持续发展”再也不是停留在呼吁和思想启蒙的层次上，关心、从事环保不再是少数人出于良知的行为，而是所有关心自己利益的企业和个人的趋利行为，环保作为必要的投入要素，已经成为生产和消费成本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已经把企业从前不必支付的生态服务的隐性成本显性化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成为有明确定价、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对环境的保护已经内化为成本管理的一部分，社会和环境责任已经内化为企业内部责任。这种趋势今后将日益明显，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四个方面的力量：政策制定者和“看门狗”，政府和环保组织；思想库，意见领袖，媒体；消费者和社区组织；投资者和风险评估者。企业对于环境的冒犯，将直接成为对这些力量的冒犯。而对它们的冒犯显然是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的。正如联合利华CEO夏思可所说，我们再也不能无视企业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影响。过去CEO持有这种观点多出于社会责任的考虑，但现在，这已经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创新，不久的将来，还会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在此之前，履行环保责任常常被企业用来作为一种可做可不做的公益行为，至多是用来改善公共关系的“善举营销”、“公益营销”。对于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来说，这些行为都不过是一些“经营花絮”和“商业秀”。当环保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共识逐渐进入法律制度，环保指标也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行为以及个人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时候，“绿色”已经成为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绕不开的壁垒，正如《从绿到金》的作者埃斯蒂所说：“为什么像沃尔玛这种世界上最大、最强硬、最追求利润的公司从现在开始关心起环保？答案是：它们不得不关心。”
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19世纪中叶以来，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充当着一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活跃力量，并对政府和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灵活的解决方法和思路。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更加繁荣，逐渐成为各种特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到20世纪50～60年代，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和环保组织推动的相关运动都成为企业公民领域的重要力量。像“绿色和平组织”在推动企业公民建设方面曾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压力下，跨国公司纷纷在自己的供应链体系下推行以社会责任为目标的生产守则，在全世界被广泛采用的、影响巨大的责任标准SA8000就是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国际组织”1997年联合其他相关组织共同制定的。
在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联手，使得企业有悖企业公民行为的做法已经很难隐匿。非政府组织成为监督企业行为、促进企业公民进步的主体，并被广泛视为除政府和市场之外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三股力量，在企业公民领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互联催生的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
在不透明的时代，企业的信息权力是一种得不到实质性制约的权力。企业通过自己打开的信息窗口，向利益相关者发布信息。很自然，企业通过这个窗口展现的形象，一定是企业最愿意别人看到的形象；企业的自我形象塑造，如同拍“婚纱照”一样，是自身形象的“完美版”。进入互联催生的透明化时代之后，企业不再处于一个近似于城堡的私人空间里。各利益相关方拥有了穿透一切遮蔽物的能力。这时候，公司这一组织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传统的品牌策略是自上而下、一点对多点传播的“婚纱照”，而现实的声誉如今往往是自下而上、多点对多点的真实形象。比如海尔所面临的从“真诚到永远”到“忽悠到永远”的危机。海尔品牌内涵本应该是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问题是现在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海尔质量差”会出现46万多条相关页。换言之，投入大量资源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可能在一夜之间失效。这是因为“私人媒体”与“公共媒体”的界限变得模糊，所有的“窃窃私语”都有可能成为“广播”。
作为法人的企业，被迫从“私人”变成“公民”，不管愿意不愿意，企业的身份都发生了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