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如此解释这个悖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一种东西对人来说无论多么重要，如果它的供给是充分的，其价格必然是走低的甚至免费。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得到宜人的气温，人要（向生产空调机和电的厂商）付出不菲的费用，但人却不必为每天呼吸的空气付费。原因在于，大自然作为“产品”（阳光、空气、水）和“服务”（适合于生存的整体气候）提供商，是一个太不精明的“商人”，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丰富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这样认为）的地步。大卫·李嘉图说：“大自然的本性是吝啬的，仅仅是一点点恩惠就要索取很高的价格；但奇怪的是，当她慷慨地给予人类时，却往往分文不取。”
其实，大自然要想收取费用很简单：让完善运行的“生产体系”出现故障，让其“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减少，质量降低。没有“商业”意识的大自然现在终于这样做了：以越来越强硬的威胁（越来越频繁爆发的气候危机）强迫人类为自己得到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付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大自然的“生产体系”出现故障的恰恰是人类。正如人在使用自己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是“免费”的，这种“免费”假象容易让人掠夺性、破坏性地使用自己无价的身体，直到破坏性的使用方式超出身体负荷的极限，身体开始索要昂贵的代价。与人的身体（人必须持续不断地为自己的身体补充能量）相比，地球更加慷慨。健康状态下的地球（大自然）处于一种以“自循环”为特点的“自组织”、“自管理”、“自驱动”的状态。人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成本的时候，完全不把地球提供的生态服务考虑在内。以汽车业为例，对厂商来说，一辆汽车的价格是生产这辆车的所有成本加上利润；对用户来说，一辆车的总拥有成本包括购置这辆车的费用、燃料费用、维修费用、保险费用、税费等。但有一个巨大的成本被完全忽略了。汽车在使用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而大气中能够容纳的二氧化碳量是有限的。二氧化碳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二氧化碳如同是地球的“被子”，为地球在宇宙中遮挡寒冷（否则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可能被冻死）。但这床“被子”不能太“厚”，如果地球的温度过高，就会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直到地球完全不适宜居住。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约是280ppm（每100万份空气中含280份二氧化碳）。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是以巨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代价的。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280ppm上升到380ppm，而地球能承受的极限是450ppm。如果突破这个极限，地球将不再是人类的家园，而会成为人类的葬身之地。这是一个富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过程：人类不断地把埋在地下的含碳燃料（煤和石油）挖掘出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燃烧，持续不断地“生产”二氧化碳，在不知不觉中实施着集体性的慢性自杀。工业社会的财富就是以污染蓝天的黑烟和污染碧水的黑水为代价的，所以有人称之为“黑金”。
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企业很容易不会去关注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部分环境的不可再生性。一些企业为了应对竞争压力，甚至采取毁林开荒、排污排废等短视行为；有些跨国公司也采用将高能耗和高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做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极其严重。人类社会经济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对环境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水土流失、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甚至人类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开始关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1901～1909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到20世纪60～70年代，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方兴未艾，发展成了新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运动。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世界地球日诞生。新出现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更大范围内对群众进行污染危害教育，进一步推动了环保运动。1973年，能源危机的爆发，使环保运动在美国成为一场风潮。到20世纪末，全球化使得环保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普通民众对企业的环保要求不再满足于企业喊两句环保口号和作一些环保秀，而要求企业主动并切实承担环境和资源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并推动企业环境责任立法。随着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话题，全球贸易自由化导致的污染越境转移愈加严重；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也日益加剧，使得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企业公民国际合作领域最重要的迫切课题之一。
以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为例，地球上的碳的总量是一定的，在人类尚未大量使用含碳能源之前，地球以非常精密的机制完成着“碳循环”：生长着的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让碳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