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边界分割的一个部分，怎么可能“率先赶上”远走在前面的别的国家和地区呢？也许，单是抓住某几个指标去赶，是有可能赶过去的，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讲究整体的衡量和整体的评价。离开整体评价，任何单指标的拼搏，很难造就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不会认同这样的现代化。
回到本文开头的时间表。我不认为个别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做那么多文章的命题，我更不相信我们的西藏要到209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割裂的概念。落后偏爱急躁，浅薄容易浮嚣。愿与学界共勉。
基于整体性理念，我不认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命题和时间表工程，同样基于整体性理念，我对于我们西藏的现代化要比牛教授课题组乐观。虽然我和牛教授都活不到2090年，但是我愿意以一个学者的尊严，向牛教授进言，如果你明白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演进，相信你不会在“现代化时间表”上再做这么多文章，更不会再坚持我们的西藏要迟至2090年前后才能够实现现代化。
官员和学者的取向差异
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对经济发展有很好的直觉和判断的政治家。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他老人家鼓励广东“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经济学家应该有所思考，经济学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不久，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争论已经出现。我非常同意吴敬琏教授的意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应当体现在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的改革上，而不应表现在加大投资上和争取高发展速度上。这才是邓小平理论。可惜，当时更多的经济学家是在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等等，一句话，“大”字压倒了“改”字。一时，大干、快上、铺摊子、争投资成了基调，经济的泡沫成分迅速增加。全国之所以在房地产上压了几千个亿，主要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自然，这个账主要不能算到经济学家头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的发言，也着实叫人感到惭愧。
一段时间，全国许多地方争相发布要在自己那里建立“中国的硅谷”。上海《文汇报》有一篇综述文章，归纳人们对“硅谷热”的态度，很有意思。
文章说，“本报今天刊发有关专家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反方：硅谷建设要“计划生育”（这个概括不是很好，因为被概括为“反方”的意见，都有硅谷不是“计划”的产物的认识。不过，他们的确是“反方”）。被引述持反方意见的，有中国科技大学某教授、中山大学某教授、某著名学者等。正方：“硅谷热”未必是坏事。被引述持正方意见的，有北京市市长、深圳市某常务副市长、武汉市市长、西安市市长、温州市某副市长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被引述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他的主要意见是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指令的办法、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建硅谷。他认为，美国硅谷的成功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它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系列社会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在某一特殊地区的有机整合。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硅谷而没有看到推动硅谷形成的整个社会和市场因素的整合，那是“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
综述最后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话，概括为“多建硅谷可增强国力”，可能出于表示“保持一致”的努力。我倒以为搬出院士来压阵，不见得合适，因为综述所论的，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正方基本是官员，反方主要是学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发人深省。经济学讲究资源配置。也许地方官员表现比较热，学者表现比较冷，也是一种不错的角色配置。至少，比???前述许多经济学家都跟风阔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有了很大进步。时代毕竟在前进。
经济学作为dismal science，通常被翻译为“沉闷的科学”，强调经济学本身沉闷。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早已不再沉闷。那么多学子选择经济学，学得津津有味，就是一个证明。在我看来，学经济学的人，明白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这样来理解经济学是dismal science，学理上比较讲得过去。没有这个认识，经济学就走不出诠释政策的“小媳妇”的天地。
是否可以这么说：经济学家有时候是向人们指出潜在的危险，帮助人们走在一条比较平坦的路上，帮助人们少交一些“学费”的人。1988年美联社年终专稿的第一句话是：“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言相反，过去的1988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头”。我跟我的学生说，当经济学家，就是要有这种不讨好的学术气质。正是因为经济学家着力指出如果不注意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什么危险，人们虽然不那么爱听但还是听了一点，社会经济才发展得比较好了一点。好了以后，多数人却还是会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