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效力的艾柯卡，就曾因业绩不佳，被小福特解雇。在救活克莱斯勒若干年以后，他又因业绩不佳，被克莱斯勒的董事会解聘。直到1996年，他还耿耿于怀，想说服一些财团，协助他卷土重来，收购并重新接管克莱斯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他的书只写自己的本领，这恐怕是一些企业家的通性。
不肯认输，本来是企业家的可贵之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在激励企业家自创本钱方面做得不够，反而常常给企业家追加资本。这就是市场竞争环境的根本差异。所以，当年格兰仕微波炉竞争市场份额的实践，值得我们关注。无疑，格兰仕的决策，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但是只有如此，我们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才可能出现；只有如此，我们的雄视世界商海的“航空母舰”才能建成。很可惜，竞争不过格兰仕的一些微波炉企业，有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
经济活动讲激励，加减乘除要当心
在计划经济已经僵化的物资匮乏年代，某市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下一年度的经济计划。大家知道，猪肉是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当家”肉食。按照每人每月供应四分之一公斤猪肉，节假日再增加一点点的目标，算来算去，还有一成的缺口。原来，那时候对于郊区农民养猪，执行交六留四的政策，即农民宰了猪，六成要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购价交给政府，剩下的四成可以自行支配。城市居民的猪肉供应，主要靠农民上交的这六成。
缺口不小。怎么办？忽然有一天，计委主任一拍脑袋，办法来了。既然交六留四不能满足计划需要，何不把政策改为交七留三？大家似乎都认同，于是决议，就这么办。是啊，如果全市郊区的猪肉年产量是3000吨，原来上交的六成就是1800吨。城市户口居民的计划猪肉分配量是2000吨，现在只落实了1800吨，缺口是200吨，正好一成。如果把政策改为交七留三，那么上交的七成应该是2100吨，不仅可以把原来200吨的分配缺口填上，而且略有100吨的富余。算术非常准确。
不料政策一变，半年以后，当时国营的肉菜市场上，猪肉变成凭政府发放的猪肉票也难买到的东西。虽然计委千方百计从外地调入一些大豆，努力宣传“素肉”——豆制品的营养价值，居民肉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却愈演愈烈。这一年，政府按计划价格收购上来的猪肉，不但没有达到2100吨，而且急剧下降到接近1000吨的水平。
算术为什么失灵？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政策改变以后郊区猪肉的年产量仍然是原来的3000吨，是应该收购到2100吨的，可惜新的对养猪农户不利的政策一出台，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急剧下降，肉猪的数量急剧下降，年产量下跌了近一半，只有1500吨多一点。虽然上交比例高了，由六成上升到七成，但是总产量下降得更多，它的七成就比原来产量的六成小了很多。
经济活动是很讲激励的，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是因数理经济学的诱惑而切入现代经济学的。十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读经济学原理一类课本“补课”的时候，就听成业老兄讲过这个简明深刻的例子。
1995年秋天，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美国做十个月的访问研究，题目是“美国税制”。美国的税务制度，是很糟糕的税务制度，其特点是总体税率高，优惠漏洞多。美国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联邦个人所得税，份额占到40%以上。美国自百多年前首次征收所得税开始，就按照收入的多少，实行不同的税率。低收入者适用的税率较低，穷人不必缴纳所得税。这就是所谓的“累进税”。一百多年来，累进性观念在美国公众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人们觉得，如果他比我富10倍，他的税负应该是我的20、30甚至40倍。越来越多人希望，税收政策应该征富济贫，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按照简单算术，似乎各段税率逐级上升得越高，富人所缴纳的税款在全部税款中的比例就越高。但是，美国财政税务理论近年的一个重要发现，却与人们的直觉相反：每次降低税率，都使富人在税负总额中承担的份额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把最高税率从77%降到25%。税改后，富人不但上交税款大幅度增加，而且承担的份额提高得更多，从29%上升到51%。可见，税基对税率非常敏感，税率下降，促使富人把财产从免税的债券转移到生产性投资，税基马上扩大。
形象地说，税率低了，蛋糕就做得大了，大蛋糕的五分之一，可以比小蛋糕的四分之一大许多。1986年税改前后的对比，情况也是这样。低税率鼓励人们工作得多一些，工作得好一些，钱就挣得多了。低税率增强了激励。
当然也有一些人因现行的非常糟糕的税制而得益。最大的赢家，是庞大的税务行业和养尊处优的院外活动势力。这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糟糕税制未能根本改造的重要原因。美国“议会民主”的政治架构，为发达的院外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
骗子命运的“比较研究”
广东省廉江市有个梁姓青年，冒充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婿行骗，后来被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