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心花钱，会不会使人变得贪图安逸？我看不会。会生活会享受的人，常常也最会工作，最讲究自强不息。我有一对朋友夫妇，睡沙发床长大的妻子比睡木板床长大的丈夫更加坚强。当年他们夫妻分居千里，天天白天参加政治运动，晚上都要上班。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妻子独力抚养他们的孩子，使其后来终于成为品格高尚的人才。每念及此，丈夫都感叹不已。
我的这篇文章谈了许多享受人生的道理。在一些酸腐文人看来，讲享受就会玩物丧志。其实，现代经济学的效用概念早已经把享受二字升华到新的境界。企业家让自己的产品走向世界；科学家研究出世所公认的成果；教师在课堂上得到学生真诚的回应；我写这样的文章拥有可以共鸣的读者……都是享受人生的例子。发现的喜悦、奉献的乐趣，更是享受之精品。为了这种享受，谁都不会吝惜花费。
其次，我们强调开心地满意地消费，不满意就要投诉。讲究开心地消费，把货币选票投向让消费者满意的企业，我们的经济就会走上新的台阶，反过来企业也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样，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步入梦寐以求的良性循环。如果缺乏维权观念，花了钱受了气只是忍着，自己不但不开心，还要听任宝贵的货币选票投向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会掉入双输的结局。
最后我想强调，消费者开心，民众开心，并不只是消费者个人的事情。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个体愉快，个体开心本身就是对社会和谐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和谐稳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这最后一点贡献好像还没有别人说过，我现在把它指出来，期望大家达成共识，创造新的境界。
总体来说，开心地消费，一是支持经济繁荣，二是促进优胜劣汰，三是有助社会和谐，怎能不说是功德无量的贡献？所以我祝愿大家花钱开心。
正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学界放眼世界的一件大事，是1980年邀请美国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到北京颐和园讲学。在这一批经济学家中，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也有崭露头角的新进学者。比我年轻好多的华裔教授萧政，就是1980年颐和园讲学的一位学者。在我1991年和1996年两次访美期间，萧政教授都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南加州访问。除了照例要做演讲以外，在短暂的访问期间，我和萧教授朝夕相处，很受教益。你未必会想到，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学问讲的大道理，反而是他关于人生的见解。萧教授说，美国的孩子从小看NBA这样的篮球、橄榄球、棒球比赛，比赛的输赢，往往只在一分之间、一球之间、一棒之间。稍稍失误，就会满盘皆输。输了就是输了，不服气也得服气，没有什么话好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比较有竞争精神，比较经得起人生的拼搏。
竞争精神的教育，我们的确薄弱。不说孩子，就是我们的成年人，表现也不理想。十多年以前的“5·19”风波，不把香港足球队放在眼里的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场以1比2输给香港，在世界杯外围赛小组预选中被淘汰出局。一时间，国人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闹出了不小的风波。有人感叹：为什么我们像一个输不起的民族？
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就是自主企业、竞争市场、法制环境。竞争就是优胜劣汰。既然是竞争，就有它的残酷性。可是在一些人看来，竞争的残酷性，似乎是资本主义的特色。他们想，是否可以给我们的企业家多一点回转余地，让他们在不那么残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我看这多半是空想。首先，这样形成的“原谅机制”，正是该淘汰的淘汰不了的重要原因。别人经营企业，失败了就是失败了。而我们失败了就找“客观原因”，不仅败亦英雄，并且增拨兵马，还指望靠他去收复失地。
20世纪70年代后期，面对与日本的激烈竞争，美国三大汽车企业之一的克莱斯勒，出现严重困难，濒临破产。在这个关头，政府难得破例，给克莱斯勒一定的财政担保。在政府支持下，企业度过了危机，重新站稳了脚跟。克莱斯勒起死回生，是当今世界经济史中的著名案例。不过，视角不同，或者利益不同，使得人们对于这个案例有十分不同的说明。事后，克莱斯勒当时的总裁艾柯卡，就把企业濒死回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他个人的经营才能。这一论点的自述和介绍，充斥书摊，长年位于畅销书的榜首，吸引许多向往商海拼搏的新人。但是在其他一些更权威的书里，比如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大学教材《经济学》中，却记载着作为财政担保的回报，政府按合约要分享企业利润的事件原委。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艾柯卡却说政府除了担保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没有为这个担保付出过一美元”，要求政府忘记这一担保。这一要求当然遭到拒绝。
商海竞争，许多企业家不把老本输光，是不肯认输的，艾柯卡可算典型。在依靠政府财政担保救活克莱斯勒之前，原在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