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以经济利益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的做法颇为时髦，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在这一章，我们尝试反过来谈谈“非经济”的因素对于经济现象的影响，主要是地域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宗教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些宗教规定星期五不可以吃鱼，一些宗教视牛为神，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鞭炮属于噪声污染，本来应该在《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那一章讨论。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首先是想作地域文化的引子，不过实际上还有不得不放在这里的苦衷，因为在一些地方，许多人并不觉得鞭炮是一种污染。
所谓“以经济利益解释现象”，可以概括为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生命现象，很早就是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事实上，许多读者都听说过“生命的价值”的经济学研究。可是本章要指出，人们对于生命现象，常常会不自觉地表现出非理性的态度。
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实在功德无量
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不少人曾经因为鞭炮的关系而不那么喜欢民俗节日的到来，对于邻居的婚迁喜庆，也有点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狂轰的鞭炮吓一跳。那时候，仅以正月前后为例，除夕“团年”，鞭炮狂放；新年零时，鞭炮狂放；初一清晨，鞭炮狂放；初二“开年”，鞭炮狂放；初七“人日”，鞭炮狂放……十五“元宵”，更是鞭炮狂放。平常日子，这家团聚，固然可以放一通鞭炮；那家开饭，兴之所至，也可以狂放鞭炮。真是难得一刻安宁。
鞭炮也越造越响。原来通常在户外燃放，后来时兴在楼道逞能，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风气浸润之下，即使是大学教师搬家，一些人也要鞭炮狂鸣“驱魔辟邪”，似乎不这样做心里就不得平衡。
温饱以来，基于生活质量的呼唤和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抵制污染的自觉性迅速提高。大家逐渐明白，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外，噪声污染、光源污染和景观污染都是强加于我们的污染，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十多年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噪声之污染，一时以鞭炮为最。至于因为燃放鞭炮酿成的火灾，因为燃放鞭炮导致眼球被炸伤而摘除等恶性事故，更是令人痛心。按照现代经济学，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有益于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叫做“外部经济”，例如你满脸春风我看着也高兴；而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恶化了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就叫做“外部不经济”，对于许多人来说，乱放鞭炮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统称“外部性”。“外部经济”是“正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则是“负的外部性”。
凡是“外部不经济”的东西，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事主自己并不承担活动的全部后果，所以必须依靠公权立法或者规制解决，维护受影响者的利益。许多发达国家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车厢、客机机舱内吸烟，就是这类的立法。
面对鞭炮的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伤害危险，如果政府不在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法规，不讲场合不顾他人而乱放鞭炮的陋习就难以扭转，居民的烦恼就无法解除。鞭炮污染，具有非常“显性”的特点。哪怕九十九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那九十九人就要受罪，污染的效果就绝不会轻。1992年广州市民在社会进步方面感到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在城区禁止鞭炮的出售和燃放。由于这一立法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讨论充分，宣传得力，再加上执法严格，广州市禁止鞭炮的举措做得非常成功。
本来，亿万人民的习惯势力具有可怕的惯性。所以，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可以成功地在城区禁绝鞭炮，这桩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事实说明，当民众有了这样的要求，当民众有了一份“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的气概，并且切实感到这样做有好处，千年陋习也可以扭转过来。
可是最近，一些地方由于执法放松，燃放鞭炮有回潮的趋向。舆论更是一面倒，渲染“传统自有活力”，渲染鞭炮“对于民众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说什么“大多数民众都同意不放烟花鞭炮就不能算过年”，批评“地方政府强行贯彻禁鞭法规”。“传统自有活力”固然不值一驳，“大多数民众”云云，又有什么依据呢？何况，认识“多数人暴政”的现实性，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是否禁止鞭炮这种问题上，不能多数人说废禁就废禁。现在这样，一方面城区禁止鞭炮，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在珠江河面白鹅潭燃放烟花，不是很好吗？实在要放鞭炮，跑远一点离开市区去放还是可以。
社会习俗的具体演变，不容易预测，但是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大体上越来越安静恐怕还是大势所趋。除了祥和，还有热闹的情况，但是热闹要找可以热闹的地方，喧闹不能强加于不喜欢喧闹的人。出于“以人为本”，物业管理现在开始讲究“相邻权”了，既然喝酒、猜拳、打麻将、敲钉子打扰了邻居都在劝诫之列，更何况比噪声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