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叫号拖慢银行业务办理速度，“效率甚至不及排队时的一半”，那就言过其实了。如果哪家银行的哪个营业部坚持说“效率甚至不及排队时的一半”，我愿意和他们一起现场核实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这样。
总的来说，我觉得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两方面的困难都要努力解决。但是银行方面却只顾自己的方便，至少说明银行是把自己的方便放在首要的位置吧，不管顾客是否腿脚酸麻。其实又何止腿脚酸麻呢？将近两年前的一天，我到中国银行一个很大的营业处办理储蓄业务，取号的时间是11:22，前面有41位顾客，轮到我办事的时刻是13:19，差不多两个钟头！在拿号等待的过程中，大家还可以坐下来休息，甚至读书看报。现在恢复成排队，休息是没有办法了，读书看报也变得非常困难。
在实行拿号等待的情况下，两方面比较，银行的不方便相对较小，居民的方便却是很大。银行方面是否可以秉着服务顾客的精神，把方便留给群众？我想这是赢得顾客的一种小小的制度设置。另外可以同时缩短呼叫的等待时间，把效率的可能损失压缩到最小。至于因叫号引发的各种小纠纷，其实数目很少。我自己就属于排队一族，而且因为别的行业竞争厉害通常不必排队，所以我排队的主要地点就在银行。
我没有看到过因过号而引发纠纷。当然，我没有遇到过，不等于就完全没有，但是纠纷的数量应该很少，而且容易解决。
说到这里，居民也要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轻易取号造成空号，影响银行的工作效率。非常幸运的是，中山大学里面的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营业部，还都坚持使用电子叫号机。我不敢因此就下结论说这是因为到银行来办事的居民都比较体谅银行的工作，但是可以肯定，只要双方相互体谅，双方都为对方着想，效率一定会提高，气氛一定会祥和。
附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银行不再使用叫号机的现象并没有改观。从态势看，好像要储户表达出更加强烈的不满，银行方面才会考虑不再一意孤行。这种情况，难免让人感到可惜。
罗湖过境再说排队
人们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认同，是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环节组成的。在每一个环节上“气”顺不顺，对整个社会的心理都有影响。现在不是讲究“和谐”吗，文明的排队制度是对和谐的一份贡献。
排队现象，存在于当今世界一切经济现象之中，如果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配置时间资源，排队就可能是最公平的解决办法。但是排队要真正做到公平，最重要是贯彻“先到先得”或者“先到先办”的原则。科学文明的排队制度，要尽可能把当事人站错队的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因为站错队而遭遇不能先到先得的不公平，会让当事人受一肚子说不出来的窝囊气。气受得多了，总是要发泄出来，虽然不能在这里发泄，但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发泄，总量是一样的。哪怕当事人修养很好，不会对别人发泄，也会对自己发泄。心情不那么美好了，没有心思做原来想做的事情了，创造力短时间下降了等等，都是可以实际观察得到的后效。
可能有人会说，人们为排队花费的时间总量应该是不变的，你因为站错了队而吃亏，那么别人运气好就占了便宜。这样，你受气他鼓舞，社会和谐的总体水平应该不变。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受气和鼓舞的后效具有非对称性：受气是比较严重的创伤，鼓舞却不容易领情。我们绝大多数人厌恶风险，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站队的自由》一文中提到：以银行服务为例，只要做到只排一个队，贯彻“先到先得”或者“先到先办”的原则，就不成问题。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在所有场合都一定要实行一种业务排一个队。具体业务和具体环境是否一定实行一种业务排一个队，要权衡利弊，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如果条件还不具备，当然不能勉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本来不适宜只排一个队。比如超级市场的核数收银出口、出入境大堂的进出口，通常都是好几个进出口同时开放，不实行所有进出口都排同一个队的原则。因为如果大家都排一个队，那么一个出口受理完毕发出新的指示以后，排大队的下一位才远远走过来，就要浪费不少时间。经济学讲究兼顾公平与效率。如果为了公平要牺牲许多效率，那也不可取。在这个时候，通常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常常不能两全其美，我们只能两相权衡取其比较有利。
上面，我具体提到了过境大堂。文章写好以后，我正好短期到香港工作三个月，经常来往广州香港之间，每次都在罗湖过关，对于深港两地过境排队制度和服务的差异，有非常实际的体验。概括起来一句话，深圳方面做得不如香港方面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