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物价的干预在紧急状况下，真的会让消费者很受伤。比如在遭遇了极端天气的地区，房屋主人在风暴过后急需胶合板来对房屋进行修补，而当地五金店稍微抬高了一点胶合板的价格，因为这些胶合板积压在库房有段时间了，五金店要把库存费用也算进去。那个时候的高物价有助于保证供应；第一批买家只要买够急需的胶合板就好了，而不是顺便多买点放着以后用。要是附近的工匠没有动力，丝毫提不起兴趣带上补给品、锯子以及其他工具，开着卡车去砍伐树木，也提不起兴趣去修补屋顶，那么遭受自然灾难的人们的情况会更好些吗？
这些问题本来不必被提出来。但是，定量配给是工资和物价控制的第一个产物。政治家们总是会以制度化的定量配给来对物资短缺作出回应，而物资短缺这个大麻烦本来就是他们自己惹出来的祸。定量配给使经济丧失了弹性。人们排着队等上数小时就为了拿到配给物资，否则就一无所获，这就像“一美元在等一角硬币”（a dollar waiting on a dime）那样滑稽。战后德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旷工成风，成为对社会经济而言不堪承受的负担。工作被排在第二位；人们不得不四处寻觅，然后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以便得到必要的生活物资。而在“经济奇迹”之后的自由经济体制下，威风的旷工现象就自动消失了。似乎没有人会问，人们是喜欢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只为了从国家物资供应机构那里拿到一块硬邦邦的变味了的苏联面包，还是更喜欢在自由经济体制下从食品店售卖的许多个新鲜面包中根据个人口味作出选择。
面对物资短缺，政府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物资的分配，也可以通过定量配给解决，两种方法各有其特点。
从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物资分配的所有特征来看，没有一个能“胜得过”权力对政治家的吸引力，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总是备受推崇的。考虑到定量配给能加强执政阶层的权力，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工资和物价控制催生物资短缺，并且之后很快会迎来定量配给。没错，就是这样，即使在美国，也不会例外。
货币控制
一如工资和物价控制以及定量配给，货币控制在货币危机时期也得到了强化。在这个身份盗窃的时代，电脑黑客、公司雇员偷窃客户个人资料、信用卡数据甚至是医疗信息，更别提入室抢劫了，大家希望自己参与的金融交易成为个人隐私，并且是匿名进行的，这有很多合法理由。然而，政府已经和那些寻求私人事务保密性的人成为无法和解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放心的了：想象一下你为你的配偶买了昂贵的珠宝作为圣诞节礼物，而写有你家庭住址的发票或者是支票的复印件就这样毫无遮拦地“躺”在商店柜台上，店里任何员工都能看得到。但是，匿名做生意，或者匿名用现金结算，则会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怀疑。
这一切始于一项美国政府的规定--企业进行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交易，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一份报告。要是丈夫和妻子都从各自的银行账户中提取5 000美元，那么他们就可能已经触犯了“拆分”（structuring）罪，即做出故意行为以达到不必填写交易报告的要求。更恐怖的是，要是你决定从银行提取少于1万美元的现金，但对于具体数字犹犹豫豫，看起来像是你想要躲避填写报告，那么银行就必须填写“可疑人物报告”。而且，银行的人还不能向你透露他们填写了这样的报告。
越来越多的人与这些规定发生冲突。《福布斯》杂志于2008年4月刊登的一篇报道说有一些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犯罪调查中：
?一对年轻夫妇在希腊举行的婚礼上收到了很多以现金形式送来的礼物。他们不愿意排很长的队去填写报告，于是进行了多次小额存款。
?纽约的一对夫妇经营了一家餐馆。他们进行了多次现金存款，引起了“拆分”罪调查。联邦警察从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巧取豪夺了40万美元，尽管夫妇俩一再表示这些钱都是合法经营所得，他们已经为所有的钱纳过税。
?政府从伊利诺伊一对夫妇的经纪人账户中拿走了24万美元，说是这对夫妇使用多个银行账户以保证每个账户的现金存款不超过8 000美元。然而实情是，这对夫妇开了多家汽车旅馆，为每个旅馆开设了一个账户，而每个旅馆房间的过夜费用是47~55美元。
还有一个案例是关于纽约州前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斯皮策因《纽约时报》爆料而深陷性丑闻之后，于2008年3月辞职。报道揭露说，斯皮策是一家名为“帝王俱乐部贵宾”的高级应召站的常客，并被编为“9号恩客”。调查显示，斯皮策曾向一个化名为阿什莉·杜普雷（Ashley Dupre）、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的应召女郎支付了4 300美元的嫖资。也许，斯皮策应当为那些在他担任司法部长一职时因他被关进监狱的人而辞职或者遭到诉讼。当然，这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在斯皮策从他自己的个人账户中取款的时候，他已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