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介石“丢掉了”中国？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原因从未被大家提及，那就是当时的经济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之中，而他又试图用物价管控来压制局势。为了加强物价的管控，他下令在上海广场上当众枪毙商人，以求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这么做让他失去了最后的支持力量。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越南政权身上，他们在胡志明的广场上枪杀商人，以强制实施物价法令。
尽管危险这么大、无效性这么明显，但是多少年来工资和物价控制一直是政治宠儿。以后遇到高通货膨胀的情况，决策者还会多多求助于工资和物价控制的。通常，这种管控在最初都会以“自发自愿”作为伪装。这种管控越是得到积极执行，我们越能肯定经济将逐渐停滞。随着商业崩溃的不断深化，很快将出现社会秩序的失调。
物价和定量配给
除了发动战争和采取奴隶制，政府的行为很少能像对物价的持续干预那样，对自由经济的繁荣造成伤害。不过，还没有像物价干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采用的办法。的确，对物价横加干预是现代政府矢志不渝的激情所在。
重复这种执著意念的需求其实并不由物价驱动，因为物价本身没有自由选择的意愿，它由从事商业交易的团体所驱动，这些团体沾上了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爱管闲事的嗜好。而可以决定亲近某些团体并疏远另外一些团体的政府强行介入自愿的相互关系中，管辖物价。有时政府设定最低价格或是最低限价。此举催生过度生产，导致生产过剩，出现浪费现象。在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喜剧演员克里斯·法利（Chris Farley）生动地演绎了一个叫马特·福利（Matt Foley）的角色。节目中，福利是一个颇有心机的讲演者，他住在河下游地区的一辆货车里，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政府的饭菜”。这 “政府的饭菜”指的就是政府干预物价造成的生产过剩的产物。社会关系广泛的团体一般会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去影响政客们，以强迫大众以人为导致的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在美国，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糖的生产者是接受公共补贴的，而大众却被迫以国际市场价格的两倍购买糖。其背后的政治考虑是，摊到每一个消费者头上，那是非常小的价格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让政客们感恩戴德的捐助人来说，那是一笔丰厚的利润。乙醇生产同样是得到了大量的补贴。2007年12月的《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大概有两百个不同的关于乙醇的政府补贴项目，这些项目需要纳税人向乙醇生产者支付超过每加仑1.90美元的补贴。最低工资法是最低限价的另一个例子。它催生劳动力过剩、失业率问题。这样的法规阻碍了那些自身拥有的技术不值最低工资的人去参与劳动。
不过，价格上限、最高限价显然是通货膨胀时期的障碍。正是前文提及的最高限价催生了物资短缺现象。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与消费者站在同一战线，与生产者处于对立面。要理解最高限价带来的损害，花费一点时间了解一下价格在自由经济中的功能是值得的。价格调节供求关系。通常来说，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自由经济体制下，对于那些担心物价走高的消费者来说，把高物价当做物价走高的“解毒剂”也许是有用的。没错，高物价是反击物价走高的解决之道。当商品的价格走高时，一些消费者将随之调整他们的偏好、降低其需求。他们可能会完全放弃对某种特定产品的需求，或者是找一个替代品。与此同时，生产者看到了物价走高的现象，并认为自己看到了获利机会，于是逐渐扩大产量。不久之后，需求下降，而供应却增加了，于是物价开始下跌。同样，低物价就是反击物价走低的解决之道。当物价处于低位时，消费量将增大，而一些生产商会改变努力的方向，转而从事能带来更多赢利的活动。也就是说，需求增加了，而供应量却下跌了，最终导致物价走高。这就是自由经济体制下价格系统的典型动态变化。
政治家在通货膨胀环境下用价格上限来干预这种动态变化。他们通过法律来人为压低物价，并且保持高水平的消费，这时的消费量肯定比不施加干预时要高很多，而基于固定价格的利润率却逐渐降低，直接导致产量的减少。也就是说，高需求、低供应，必然造成物资短缺。
物资短缺时，有两种办法来分配稀缺的物资：通过价格机制或者通过定量配给来进行物资的分配。几年前，一条给凤凰城输送汽油的管道破裂了，导致汽油输送中断。一时之间，汽油短缺。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有人吵架和大打出手的情况。一些人尾随着汽油运输车，希望借此找到有充足汽油供应的地方。于是，一些加油站出售的汽油就涨价了。当然，当时这是我在凤凰城的广播节目中的热门话题。一位听众说他坐在驾驶室里，守着长长的队伍，特别着急、特别想发火，他说自己不过是希望不要在轮到他的时候没汽油了。“我妻子随时都有可能分娩。她可能会在深夜叫醒我说要生了！我必须要有汽油！”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多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