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
王卫东：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投行家是最优秀的投行家？
王仲何：第一个，他要成为客户的一个真正的顾问，这意味着他要有很好的眼光和洞察力，做出很准确的判断。一个好的投行家应该站在客户的立场适时地为客户尽可能地提供各种可能性，并且有着敏锐的反应。在一件并购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及时地建议客户撤出并购。第二个，要能够预测潜在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要有很强的执行能力，有了建议还要能够把它变成事实，发现了问题要能够真正的解决。另外呢，他还应该有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对行业的洞察十分敏锐，也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中国企业应学会利用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
--德意志银行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张巨英先生访谈
我在香港还拜访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多年的好友德意志银行投行部的负责人张巨英先生，现任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亚洲合并及收购部董事总经理。张巨英先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银行顾问，他接受过西式的教育，熟知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同时，他也已经为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客户们服务了多年，因此对我提出的许多问题他都有独到的见地。张巨英先生有着极强的责任心，这次为我的书与他的合作使我见识到了一位优秀投行家的细致和认真。
王卫东：您认为投行的作用有哪些？
张巨英：首先，投行提供公平性意见书【Fairness Opinion】更多是为了符合监管或公司治理的要求，美国的惯例即如此。在香港，除了涉及关联交易，一般也不需要公平性意见书。中国内地可能还没有类似的要求或实践，比如许多大型国企执行的是国家的政策，这个公平性意见书没有必要。如果要求，应该是件好事，起码是走向规范化的一个起点。其次，投行估值的作用同发表公平意见直接相关，因为公平意见主要是针对估值而发的。在实践中，这种估值客观地为竞标或价格谈判提供一个参考的底线。很多交易都要经过竞标，最终以什么价格成交还要看竞标和谈判的结果。很多大公司自己的并购团队对本行业的估值十分熟悉，他们也更了解目标公司对自己公司的战略价值，所以他们有时对估值更有见地。投行倒是在估值谈判策略、资本市场对交易价值的可能看法和应对策略等方面对企业更有贡献。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帮助中国公司海外收购，投行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选择目标公司、并从资本市场角度评估交易并向市场或投资人推荐，以及融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一单收购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有时交易标的的选择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行性分析至关重要。当然，企业自己可以、也应该做可行性分析，但投行，特别是行业专长卓著的投行，能够帮助客户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交易的可行性。简单说，投资人得欢迎这个交易；深一层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将来的盈利和增长是有保障的；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私有资产还是上市公司，投资人或股东都希望看到合并的结果是一加一大于二，不是等于或小于二。投行要做这个判断必须考虑判断双方业务的般配程度，就像红娘牵线一样，不能说把一男一女放到一起就算做成了。你要研究双方在各方面的匹配程度，如技术、市场特别是企业文化。企业越大，文化的潜在冲突就越大。甚至中国或美国本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也是很大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企业内部的沟通模式、决策机制以及价值导向等，这些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精髓。许多交易的失败，究其根源应是在这些方面的不匹配。所以投行应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和技术、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长期趋势来帮助企业判断一个交易是否可行。
我可以举个例子。电信行业从1996年到大约2001年间经历了一个类似络行业的泡沫。其间全球在这个行业投入了几万亿资金，但这期间出现的绝大多数新兴企业都以破产告终。生存下来的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人家当初花了一百块钱购建的东西用几十块，甚至几块钱买过来。这样，你将来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服务，成本就可以做得很低，价格优势极强。当时我看到了这个趋势，就建议我当时的客户，现在亚洲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你们不要觉得自己的企业目前规模比较小，资金也不足，但是要知道国际上这种“大甩卖”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应该不失时机地出手。当时我的另一个动因是，中国企业往海外走的趋势是肯定的，因为中国经济是必然要走出去的。往哪里走？东南亚肯定是要被纳入进来形成一个区域经济。这意味着什么呢？电信行业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的，所以电信公司的发展方向要跟上经济的发展趋势。此外，跨国公司是电信企业重要的客户群，他们的需求区域广且多方面，那么作为电信公司也要尽量跟着客户走。怎样才能让你的跨国公司客户觉得你不仅能在中国境内同时也能在他们需要的周边地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呢？那就要先于别人往外走，如果走不太远，起码要覆盖周边地区。回顾这几年地区电信业的变化可以证明，当时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