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月，熙礼尔还发给了伦敦一份有关中国政治前景的分析报告。这份从一个接近吴佩孚的北京官员口中得到的情报称，吴佩孚自信将是南北一统后统治中国的人物。这位官员断定，不出一个月，吴佩孚的军队就会把孙中山赶出广州；三个月内，将统一长城以南的整个中国；然后，派兵出关，打垮盘踞东北的张作霖。到了秋天，一切就会尘埃落定。
然而事后看来，这份分析报告所反映和传达的，不过是吴佩孚的白日梦而已。
1924年，艾伦在熙礼尔去世后全面挑起汇丰北京分行的重担。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各投入50万兵力，拉开了民国军阀作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序幕。当吴佩孚和张作霖酣战不休时，直系军阀冯玉祥突然倒戈，急速回军，占领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垮台。
10月27日，艾伦写信向总行汇报：“你处想已从新闻电讯中得知本月23日星期四在此处发生的政变。那天早上，当我们到银行时，发现冯玉祥将军已经突然返回，占领了北京，占据了政府机构。”
在每一个大军阀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列强在撑腰，有的明显，有的隐晦。他们在自己所要寻找的代理人身上，不仅投资很多，也押了很多宝。就皖系军阀段祺瑞而言，除日本方面曾极力拉拢他之外，英国也作了不少扶持，只是英国方面没有日本人走得那么远；对于吴佩孚与张作霖，就日本和英国而言，则是有比较明确的支持对象，英国倾向于支持吴佩孚，日本则花更多精力培植张作霖。
艾伦对冯玉祥到底能在北京待上多久表示怀疑。他认为，吴佩孚肯定不久就会再次回到北京，重新赢得政权。然而，事实是吴佩孚并没能夺回政权。
11月1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软禁于其父醇亲王的宅邸中。北京出现了由冯玉祥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
面对风云莫测的政局，汇丰银行在金融业务上不得不谨慎从事，在政治路线上也得小心应对。对汇丰来说，谁是北京政府的掌权者，表面上就会支持谁，这是汇丰多年来所遵循的一条办事原则。
12月5日，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通知艾伦去见他。当艾伦接到这个消息后却犹豫了。他并不是很愿意去见段祺瑞，因为他认为段祺瑞之所以约见他，可能是为了要汇丰给新政府以财政援助。拒绝不去，难免要得罪段祺瑞；答应去，又不知道各国对新政权的态度究竟如何，而提供援助，目前非汇丰和银行团所愿。在当时中国政府借款支出无法控制、难以获取到更大利益的情况下，银行团是明确反对贷款给中国的。
于是，艾伦即刻去征求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罗纳德·麦克利【Ronald Macleay】爵士的意见。麦克利认为，外交使团已经默认了新政权，艾伦可以去见段祺瑞。在听取了意见后，艾伦当即前去拜会段祺瑞。
会晤在段祺瑞私邸内进行。出乎艾伦意外的是，段祺瑞纯粹是礼节性的约见，压根未提借款或垫款之事，而只是客套地表示汇丰过去曾给予中国政府巨大帮助，今后在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些财政问题上，如有需要，希望汇丰提供援助。
艾伦表示，汇丰的一贯政策是对中国历届政府都竭力维护中国的信用，而且段祺瑞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即汇丰将时刻准备在各方面给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当然这些援助须经我国政府批准，并与我们现在已承担的责任相一致”。
会谈结束后，段祺瑞亲自将艾伦送到门口。翻译人员告诉艾伦，这是段祺瑞对他表达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敬意”。
段祺瑞之所以对艾伦如此热情，关键在于不仅当时英国是中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国家，艾伦所在的汇丰银行更是中国金融市场上举足轻重的银行。而对汇丰来说，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化莫测，结局也难以预料。因此，与在位的当权者搞好关系，同样是最务实的做法。
毛里斯·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103～104页。
9 海参崴分行的短暂春秋
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声称：“把商业与政治分开，奠定了自由经济的基础。”英国在香港的总督和驻华使馆的官员们曾声称：对本国私人企业在当地的经营不加干预，是大英帝国的传统。汇丰大班也一贯主张经营银行不以国际政治为考虑准绳，只会沿着业务发展本身的轨道前进，只从财务的角度决定每笔交易的取舍。直至今天，汇丰对其全世界各地的员工作出要求，必须秉承以下理念：作为商业组织，汇丰占统治地位的目标是为股东们的资本提供满意的回报。政策不偏向某个政党或政党组织，在与东道主政府及监管部门进行合作的同时，政治上应保持中立。
然而，我们看到，自从晚清陷入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以来、直至整个北洋军阀时代，汇丰银行金融政策的政治面貌已变得越来越鲜明。在这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