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热火朝天的股市行情，上海钱庄不由心动起来。这些资本并不雄厚的钱庄，“至多不过五万，少则不足二万余”，却成为当时商业机构与工矿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而其借贷业务的本钱，主要来自以钱庄的庄票为抵押向外资银行贷款和山西票号的借款。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钱庄不顾借贷来的资本随时可能被外资银行和票号要求收回，全力放款，资本不过数万，放账多者竟达数百万。如果贸易兴盛，钱庄固然可获得巨额利润；一旦市面不振，行号倒闭，钱庄便血本无归。放出的钱无法收回，外资银行和票号又抽资，钱庄便只有关门一途。如此金融业务链条，正是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上海屡屡出现金融恐慌的缘由。
当上海的股市大幅下跌时，作为钱庄债主的外资银行和票号，为了保证自己的资产不受损失，迅速停止拆借，并撤出在钱庄的资本。当时“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山西票号放出市面之银也达“百数十万”。如此庞大的资金撤走，对钱庄的打击可想而知。
而外资银行与票号资金的退出又诱发了普遍性的资本抽逃行为，持票往钱庄取银者“不绝于途”。钱庄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而存户来提取大宗款项时，不得不向商号“一律催收”。而在股票投机高峰时，不少商号用向钱庄借来的银子炒股，此时股票惨跌，“倒闭纷纷，逋逃累累”。
1883年成为中国工商企业和钱庄的黑色之年。到这年年底，除极个别股票外，绝大多数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
金融风潮的侵袭同样使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片狼藉。投巨资于房地产和股票的大商人、轮船招商局协办徐润，因房地产和股票被套牢，到期的250多万两借款无法清偿，史载牵累钱庄达22家。
本来就是一片愁云惨雾的金融市场，更因丝商大贾胡雪岩的倒下而雪上加霜。
19世纪80年代，中国外贸连续出现巨额逆差，对外贸易形势恶化。贸易逆差长期延续和扩大，汇丰等外资银行掌握着中国的拆息行市。江浙丝茧虽为出口大宗贸易，但生丝贸易的主动权也同样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中。中外商人之间生丝、茶叶贸易摩擦不断。1882年，江浙一带的蚕茧歉收。胡雪岩囤积大量生丝，并动员国内丝商跟进。同时，要求外商提高收购价格。但是欧洲蚕丝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并不顾及中国的歉收状况，拒绝提价收购中国生丝。胡雪岩于是继续囤积。
胡雪岩经营囤积蚕丝，金融周转所依赖的，主要是自己开设的钱庄，如上海阜康钱庄、阜康雪记银号，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
1883年，中国蚕丝再度减产，欧洲却再获丰收。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把持生丝贸易而囤积的巨额生丝，因外商把持国际市场价格而存货山积。上海的银根一天天在紧缩，大批丝商迫不得已斩仓出局。胡雪岩最后也只得忍痛低价出售。随之而来的，是胡雪岩的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倒闭，各地的阜康字号纷纷倒闭。
货币恐慌引起的金融风潮，席卷上海乃至辐射全国，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仅1883年一年之中，史载上海78家钱庄就关闭了68家，南北市行号因受牵累而停业者达三四百家。恐慌的结果不仅是胡雪岩所开各地阜康各字号倒闭，而且波及许多城市的商业和金融市场。如临近上海的镇江，全市60家钱庄倒闭了45家；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到1883年年底也连续倒闭了17家钱庄。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同样受到金融风潮的冲击。在这一年年底，汉口也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一些著名的茶行纷纷倒闭。货币恐慌的辐射，甚至波及与汉口同为长江中游茶业重镇的九江。
至于北京，其市场也同样受到了巨大冲击。当阜康钱庄倒闭的消息传来，市场一片哗然，当时的报纸形容“持银钞以兑现银者途为之塞”。《申报》报道：北京钱庄在1883年年底，倒闭了十五六家。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外商间的生丝贸易战、中法战争造成的人心惶惶、华北连年旱灾使市面萎缩、新式工矿企业股票狂热买卖等，都是1883年金融风潮汹涌的原因。但是，在每一次风潮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外资银行的身影。当市面形势不稳或银根紧张时，外资银行迅速停止向钱庄贷款并抽回所贷款项，从而造成钱庄和商号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破产。诚如怡和洋行???港经理在一封写给怡和上海分行经理的信中所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全部外国资本退出香港和上海的中国钱庄。近年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中国商人在这里【香港】投机地产，在你那里【上海】投机矿务企业失败之后，接着这一批资本撤出，这就足够解释生意的一蹶不振了。”
与汇丰银行同在左宗棠西征借款中大获其利的胡雪岩破产了，与汇丰等外资银行同为当时国内金融体系支柱之一的钱庄也在这次金融风潮中遭到了溃败，而汇丰银行在这一年却公布了理想的业绩报告。当时的一份英文报纸写道：“汇丰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