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几年后，沙逊洋行的一个当事人回忆道：“当我们初来天津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银行。1881年6月，汇丰银行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分行。从此以后，我买金子就大大减少了。1880年，我们买了2000条金??，第二年我们只买了855条，下一年为430条，再下一年仅为100条。”
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得到便利的，当然不只沙逊洋行。由于汇丰对天津的洋行普遍提供金融周转和融通方面的便利，使这个港口对欧洲的直接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开始显著增加。在80年代初期以后的20年里，华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洋货推销和土货收购，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汇丰天津分行正是这一购销的金融支柱。也正因此，汇丰天津分行牢固地掌握了天津的外汇市场，该行的外汇牌价成了当地外汇经纪人业务进退的依据。
天津分行的设立及其日后业务的蓬勃开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一任买办吴懋鼎。他不仅是汇丰天津分行经营上的功臣，也是汇丰天津分行一些关系得以建立的关键人物。17岁时即在汇丰上海分行学做生意的吴懋鼎，由于业余自学英文、勤练业务，逐渐得到上海分行买办席立功和分行经理的赏识。当汇丰筹办天津分行时，吴懋鼎被派往天津。
吴懋鼎之所以被看中，还因为其与正在天津办洋务的李鸿章系安徽老乡。结交权势人物、打通政府关节，是靠近京城的天津分行的一项主要任务。英文好又擅长与洋人打交道的这位小老乡受到正在办洋务的李鸿章的赏识，而吴与李的密切关系，又使得汇丰银行对吴更加倚重。吴懋鼎在天津分行买办任上，一待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至1904年才辞去买办一职。
天津分行开张后，汇丰银行将目光投向了清政府所在地--北京。
事实上，汇丰银行设立天津分行，目的之一便是因为其“接近清帝国的首都”。汇丰银行不仅希望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更希望直接与中央政府及朝廷官员经常保持接触。汇丰银行不仅希望参与清朝地方官员的借款，更希望贷款给中国的铁路和工业建设项目，以取得丰厚利润和获取更多权益。而与清朝中央官员打交道，就应该在北京有机构常驻，这样，对信息的获取才更为迅速和便捷，对业务的开展才更为有利。但是，北京并不是通商口岸城市，并不开放给外国人居住，也几乎没有国际汇兑银行业务，因此汇丰才在天津先行建立分行。
天津分行设立后，分行经理可以偶尔访问北京，但此时任上海分行经理的嘉谟伦希望尽快在北京设立代理处。1883年，嘉谟伦选中了刚刚加入汇丰的26岁的熙礼尔。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的熙礼尔，在上海接受初步的培训后，被派往天津。
1885年6月，熙礼尔前往北京，筹备设立分行的相关事宜。日后我们看到，熟悉中国文化和礼仪习俗的熙礼尔，与其说是个银行家，不如说是个“中国通”。讲得一口流利汉语的熙礼尔，不仅熟悉金融业务本身，更善于同清廷官员打交道。
北京分行的价值和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19世纪90年代起，汇丰对清政府提供的巨额贷款大部分由熙礼尔经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错综复杂的列强在华争夺中，在国际银行团展开一系列尔虞我诈的活动里，熙礼尔始终是维护汇丰银行乃至英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人物之一。
除中国之外，汇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华侨集聚的南洋和美洲设立了一系列分支机构。到19世纪90年代初，汇丰的分支机构已经遍布新加坡、曼谷、巴达维亚【雅加达】、孟买、加尔各答、神户、马尼拉、槟榔屿、西贡、仰光、科伦坡，以及里昂、汉堡、旧金山和纽约等地。
从以下择要介绍的一些分行的设置和布局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杰克逊时代汇丰王朝的规模。
新加坡是印度加尔各答与香港之间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也是马六甲海峡的门户。新加坡分行的开设，是汇丰在东南亚发展的重要一步。
早在1870年，汇丰银行已经在新加坡开设了分理处。在汇丰银行分支机构的开办经验中，一般说来是在一些有潜力或值得发展的地方，先设立办事处或分理处，一旦时机成熟、有扩大业务的必要或可能时，汇丰银行即将其升格为分行，进行重点经营。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马六甲海峡成为西方轮船来往中国的主要航道，逐渐取代以前绕道好望角、经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东来的航线。同时，新加坡华人汇聚，华侨商人、华侨经济及华侨汇款成为一项值得大力拓展的业务。因此，杰克逊在正式出任汇丰大班的1877年，将新加坡分理处升格为分行。日后的发展显示，新加坡分行不但是汇丰银行极为重要的分行，也是日后汇丰的盈利大户。
杰克逊的目光不仅注视着东南亚，而且远随轮船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大地。
早在1865年银行成立之初，汇丰即已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设立了代理处。十年后，汇丰将其升格为分行，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