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同时也反省自身：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当时银联成立的时候，这个机构本身是行政性的，也是政府领导关心的一个社会工程，而不在于它这个机构本身要怎么去做，它有什么样的机构性质。但是当时我就考虑，第一年联工程实现以后怎么办。那时候多次开会研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交报告的时候把它定义为一个行政事业单位。孟国林同志比我清楚，在我之前他是全国银行卡办公室骨干。
我来报到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筹建的是一个新的行政事业单位。”我自己想，行政事业单位将来怎么做下去？这个我还真不太熟悉。我原来在招商银行做了8年，领导企业有点经验，也算熟门熟路，但是要经营行政事业单位，回到传统体制里去，我还真有点生疏了。所以我当时跟主管领导开玩笑：“要搞行政事业单位找我可能不合适，随便抽个人可能都比我强。”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作为一个行政事业单位，是不是跟当前的企业机制、机构效率的提高不一定合适，我确实也不太适应，将来发展时如果有很多想法的话，行动上会受到很大的束缚。所以我到银联之后重新论证了国际化的方案，也得到各方领导的认可，当时用了“中国”两字，用“中国”两字是一定要国外领导批的。后来就以一个公司的形式成立了。
作为一个公司，第一年联通用，第二年扩大市场，第三年走向国际，怎么样才能实现我前面说过的纲领一样的目标，可以逻辑性地把所有的工作有序推进？后来我想可不可以像VISA、万事达一样，作为一个品牌提出来？因为刚开始银联没想到要成为一个品牌，只想联通用而已。后来我想所谓联通用，包括我们现在建立一个非常高效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所有交易的处理系统，这所有的功能像一个生产企业一样，我们就是在做一件生产性的、加工性的事情，只不过它是信息加工。它是一个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就回到企业的一般性话题上来了，你是加工、代工，还是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提出来能不能建立中国自己的品牌？银联的标识在2002年1月份就开始推出了，但是事实上那不是品牌，那是一个受理标识。
现在大家领到的卡上面又有VISA标识又有银联标识，其实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银联可以在国内用，VISA可以在全球用。但是实质上银联的标识完全就是VISA为了绕过政策界限而做的。因为现在外资企业不能做人民币业务或者是零售业务，与银联的合作，使它的业务合法化。我现在回头看银联所谓的紧迫性，今天的理解跟那时候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果当时没有银联，我们今天肯定不会想品牌的事情，因为这个机构都不存在。现在从行业内部来讲，有一串16位的数字，所有的记录规则、应用标准等等都是靠这串数字，这串数字就是大家的卡在国际上领取的所谓编号。后面整个内部的磁条、基本的资料、信息格式等等都是依照人家的记录标准进行的规范。所以银联和VISA在一起，事实上这张卡就不是银联卡，是VISA卡，因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技术规范都在这张卡上。这样下去的话，一旦国外银行卡拿到业务许可，大量发行，以后就没有银联的事了。
一旦它可以自己进入中国，它肯定就一脚把你踢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至于傻到这点都看不出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将来我们就变成一个信息处理的加工厂，可能沦落到一个代工企业的地步。我们要真正自己干，不仅仅是人家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而是我们自己能够拿到标准、品牌的全部价值，这就必须打品牌。但是银联才三岁，路都还没走稳，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不知天高地厚？把品牌喊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发虚，但是不走也不行。所以我们到处去游说，包括到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那里去游说，表示我们自己来做，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等。银联当时尝试着走向香港和澳门，走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现在看起来是走出去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难处，包括公司来找我，一些话说得很难听，类似“将来还要不要活”等等。今天看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尽管难度很大，但这是品牌的必然性，如果自己不建立品牌，将来也很难生存，必须这么做下去。
从国际个人支付领域的品牌市场来看，万事达占23%，VISA占50%，其他的占20%，我们估计自己能够赶快超上来，占到第四位难度不大。现在那些跨国公司慢慢觉得压也压不住了，打也打不下去了。个人支付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就是要比数量，规模产业我们好就好在人多，人多就不怕了，起码从银联来讲人多力量大，人多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成为一个国际品牌还有希望。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看清楚，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在中国还没站稳就要国际化。我们所谓“走出去”全是以中国为基础，是方便中国的持卡人到国外可以用。举一个例子，你到银行去办卡，柜台小姐问你用什么卡，有VISA、万事达、运通、银联。你问都有什么好处？她说都是一样的，都免费。VISA、万事达可以在全世界用，而且有它们的标识也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