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法院正在审案时，法院里的个别人议论能代表案件性质吗？你能告诉我一下这个人是办案人，还仅仅是局部知情人？
记者：我们有我们的行业准则，不能告诉你谁说的。
李肃：记者应该有客观性，特别是这种重大案件，不能带有偏见来误导舆论，你这次报道的新闻效果达到极点，非常成功，我很钦佩你的新闻爆料能力。但是，如果靠编造新闻来轰动社会，那可不是记者的行业准则。
记者：对这个问题我们各有各的理解。
李肃：我没想说服你，但舆论被你误导之后，你也该让我发一些议论，对你提出一些批评，把被误导的舆论引导回来。在我看来，如果达能欺骗宗庆后，导致宗庆后误以为在新加坡已经完税。那可是达能在恶意设置陷阱，并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威胁宗庆后、检举宗庆后，这哪里是宗庆后偷税？是达能在陷害中国企业家。
记者：你在新浪的谈话很有胆量，但有些言辞过于激烈，说达能是跨国公司中少有的敢于违法乱纪的公司，你也不怕达能告你诽谤？
李肃：达能在商标权的转让上就是公然违法乱纪，不仅搞变相转让合同，还在法院告国家商标局，这难道不算违法乱纪的公司？在这次冲突爆发之初，达能为低价收购非合资企业，给宗庆后6000万美元，以达到低价并购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目的，但遭到了宗总的拒绝，否则就有商业贿赂的嫌疑。至于达能告我，我可从来不怕。你不是与达能关系很近吗？你可以转告达能，去年6、7月份达能的律师就威胁要告我，到现在我也没等来，让我十分失落，我以被达能告为荣。
记者：为什么？
李肃：因为达能从战略到管理、从法律到道德、从政治到外交，自己存在较多的严重问题，他不告我，别人认为我到处批评达能是无事生非，他告我我才能代表正义与它全面清理一切是非。
我对记者有着天然的敬重，1987年，我们和君创业咨询公司的前身，是与当年有名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合作创办的，由导报秘书长范均任理事长，我任总干事。那时，中国的记者以改革为己任，一批满腔热情的改革志士聚集于新闻媒体，从无任何商业性的肮脏行为。最近几年，我又看到了新一代的记者群成长起来，他们又开始恢复7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风，越来越具有正义感和创新冲动。
但是，确有个别记者，为了个人利益，进行有偿新闻报道。
第六仗：外交战打打谈谈、大势翻转。
达能看到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舆论都不能取胜，只好借助法国政府，搞跨国公司外交。但是，今天的跨国公司外交已经不是20年前的跨国公司外交了。当年，强大的可口可乐用来华投资影响美国的敌对外交，今天则是弱势的达能用法国总统的友好外交谋取公司的商业利益。这场外交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国总统萨科奇访华，三次请求胡锦涛主席解围，双方领导人达成共同建议撤诉和谈的共识，争议双方从而坐到了谈判桌上。然而，达能自恃手眼通天，傲慢地拒绝撤诉并无理中止谈判。
第二阶段，谈不拢就打，我们马上以娃哈哈工会的名义起诉达能，查封达能的股权，使达能的跨国公司外交丢尽脸面，而且导致股价大跌。此举迫使达能重回谈判桌。
第三阶段，达能毫无谈判诚意，拒不道歉，并在谈判期间造出“偷税门”事件，惹怒了娃哈哈的所有员工，差点搞出罢工事件。这时，达能倒霉地碰上了中法关系紧张，跨国公司外交因此流产。
北京2008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近，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舆论又爆出达能捆绑逼迫汇源“卖猪”，社会情绪已经全面转向。
第七仗：管理战靠实力走遍天下。
在我看来，商业之争的本质是实力与利益的关系，谈判地位永远来自于实力，利益交易永远决定手段与策略的运用。达娃之争一开始，我就在与宗庆后的第一次见面中搞清了一个问题：在宗庆后看来，达能是一个既无战略，又无管理，也无文化，更无潜力的没落跨国公司，他大不了再搞一个品牌重新创业。蒙牛与伊利的前车之鉴就是明证。用我的思维解读这句话，就是娃哈哈已经长大成人了，已经是一个管理能量远远优胜于达能的大公司了，打输了任何一场官司都有实力再战。而达能不过是搅乱是非，没有商业实力进行任何有效的商战。
换句话讲，一个商人卷入诉讼、卷入政治、卷入舆论永远是不得已的选择，一定会两败俱伤。打到最后，只能寻求利益妥协。双方最后的成败，是由妥协之后的商业实力决定的，而一切的法律之讼都如同过眼云烟，哪有什么“后半生生活在诉讼之中”可谈？
达娃之争的过程中，娃哈哈的管理实力日益展现，整个公司的饮料产量在诉讼期间不降反升，从600万吨骤升到1000万吨，利润从20亿元暴增至50亿元。与此相反，达能却在全球处处碰壁，是非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