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
第二阶段，国外基金涌动，推进了我国资本的国际接轨。
从2002年到2003年，我们与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IDG和华平基金合作之时，对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大潮还没有任何宏观判断。后来，新疆德隆的唐万新在资金压力面前组织过两次国际路演：一次是想调动国际金融资本购买衰退中的国外品牌企业，与中国B股公司进行功能互补的国际化重组；另一次是想直接引进国际产业基金或直接管理产业基金，将新疆德隆的产业整合转化为国际对接的金融投资。这两次路演，促使我们开始高度关注这场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资本大潮。
引言
从2005年开始，全球基金涌入中国；2006年以后，中国企业开始追逐国际基金并上升增值；到2007年，火暴的国内外股市拉动各类人才向产融结合点聚焦；2008年以后，人民币基金的组织提上日程。总之，国际基金的投资热潮，为中国企业的国际接轨做出了全面示范，我国企业在金融领域，实现了资本领域的国际接轨。
第三阶段，宏观调控政策变化，探索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国际接轨。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始于2004年，经历了三种出于不同目的的强力紧缩。一开始，宏观调控以新一届政府对土地与项目审批权力的上收为主；而后，是中国受到国际汇率升值的压力，政府为限制低附加值出口产业而坚持紧缩政策；到了2007年，则是围绕房价与物价上升，全面强化货币紧缩。由此而来，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征兆、中国企业的危机日重、企业竞争分化加剧，企业开始加入到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非曲直的争论中。全社会反对紧缩的“逆调控论”开始升温，在政企结合点与产融结合点上出现争论与质疑。2008年7月以后，全球经济危机让我们的政府一夜猛醒，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急转直下，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一时聚拢了全社会的期待乃至全球的目光。在我国企业国际接轨的第三阶段，终于带动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重大变化。
第四阶段，中国经济崛起，开始了中国企业的国际接轨。
2006年春节，我到美国休斯敦度假，发现中国问题已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话题。当时，美中协会举办了一次演讲会，与会的多国驻美国大使和基辛格研究中心的专家异口同声赞誉中国，认定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中国资源正在占位，中国外交正在进取，中国企业正在追赶……参会的旅美华人受宠若惊，半信半疑。于是，我被请到他们的讲坛上，开讲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的未来走势。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的崛起不容置疑，并正在以五个步骤依次与国际接轨：第一步，制造业超日赶美；第二步，资源性重化工业通吃全球；第三步，金融产业超越欧美；第四步，技术创新独树一帜；第五步，品牌运作，走向世界。
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的状态各不相同。第一阶段，是中国企业被动性地应对入世，实现了市场的国际接轨；第二阶段，中国经济意外性地迎来了国际基金的涌入，推进了资本的国际接轨；第三阶段，中国政府灵活性地宏观调控，探索了政策的国际接轨；第四阶段，中国社会主动性地促进民族品牌建设，开始了企业的国际接轨。我们身处企业改革第一线，时时处处感受到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前行。因此，21世纪之初的10年，是中国企业改革向新的境界推进的10年，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10年。虽然这一时期，改革与社会仇富的反改革思潮仍然此起彼伏，但国际接轨的大势无人能挡，在国际接轨之中深化企业改革渐成趋势。
历史证明，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国民意识、社会心态和民族情绪。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现状，需要和谐融洽的国民意识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相适应；需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经济的高速成长相对接；需要超日赶美的民族情绪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相配合。中国1979年和1993年的两次思想解放带来了经济高速腾飞，到了21世纪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时代，压力骤增，任务紧迫，更应该全面提升国民意识和国民情绪，来适应中国的和平与崛起。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国际形象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事件。中国企业国际接轨的自信和冲动，已远远超越了1965年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超越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的韩国，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已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