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到了80年代中后期，广东经济的崛起，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对上海产生了巨大压力。
但是，上海企业家对温州经济的贬议，也并非全是单纯抱怨，有些分析也颇能一针见血。
第一，在经济技术层面上，上海企业家眼中的温州，是家庭作坊或小工业的聚集地，经济不规模，资源能源浪费，管理水平极低，等等。这哪里是现代工业，简直就是明清时代粗糙简陋的工业萌芽。
第二，温州作坊式的小产业之所以能打入全国市场，主要因为它有“十万销售大军”。这些销售人员都挂在国有的或集体的销售企业旗下，以各种灰色营销打通关节开辟渠道，大批个体户式的营销员在全国各地贿买国有企业的采购人员，经济发展固然很快，经济生活的风气却由此被带坏，破坏了正常合理的经济秩序。
第三，温州经济快速发展源于当地不规范的政策与优惠，政府大力扶植减免税收，加之私人业主偷逃税收，经济秩序无从谈起。基于这种认识，在上海企业家眼里，温州是个市场畸形儿，它不代表中国产业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不但国有企业不能去学，还应成为治理整顿的清理对象。
如何认识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与这批灵活生存的民营企业，已成为当时中国理论界和舆论界的一大争论焦点。
温州经济的战略提升
我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并在会后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专门探索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温州民营企业的机制活力和市场动力。在中国经济突然出现治理整顿、市场环境逆转之后，条件优越、一直发展良好的国有企业遇到大量市场障碍之时，温州民企能够一枝独秀、快速发展与继续扩张，它的内部机制和体制必有其合理之处。
在我们看来，温州经济的生命力有五个支点。
第一，迅速进入短缺经济的空白。在80年代，国有企业虽然占尽天时地利，但短缺时代的市场空白领域极多，国有企业视而不见，自然给民营企业留下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全球侨资的闲散资本投入。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间，温州没有国家资金投入，但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温州侨资流入，构成中小额闲散资金的投入和融通机制。
第三，市场络的刺激扩张机制。十万销售大军的灰色成分的确存在，但其主导方面是价格优势与灵活机制。特别是在治理整顿抑制了市场之后，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也在面临温州企业起步期的同样问题。渗透紧缩期市场，是所有企业必须解决的生存之道。
第四，市场能力必定会引导企业的规模扩张与产业升级。因此，作坊式的工业如果有成本优势，就能在起步期求得生存空间。伴随市场需求的扩大，作坊经济的扩产和升级势在必行。企业将从管理成本优势转化为规模成本优势。
第五，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权力支持，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税收优惠，而且需要各方面的政策扶植和法律保护。
80年代的民企生长的确是形态各异。我们全面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则是从这次系列研讨会开始。温州会议之前，我曾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推崇者，一直在公有制的框架下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在为国企改革而多方尝试，试图创出一套以企业家阶层为主导的非私有化的股份制产权模式。
直到温州民营经济研讨会，我们才把治理整顿之后国有企业暴露出的体制矛盾，与紧缩大局之下市场萎缩后的民营经济活力，联系在一起一揽子研究，由此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研究结论，也使我本人一直以来的“国企本位立场”有了最初的转变。
此后多年，我终于变成一个民营化体制的坚决拥护者。温州报告提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更困难的1990年、1991年的收缩时期。到1995年、1996年我重返温州，此时距提出报告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上海国企与温州民企的彼此境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显示出发展命运上的天壤之别。上海的国有企业在1990年的经济紧缩以后，已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到了1999年，上海竞争性行业中包括消费品领域的优质国有企业已全面衰退，很多历史上的名牌企业已经消亡，这也多少让我联想起6000万年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恐龙的大灭绝。反之，温州的民营企业却在第一次紧缩中就开始全面调整，到了第二次紧缩时则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全面转型。紧缩和调控不但没有令其消灭，反而使其逆势生长，短短10年间发展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作坊式工业早已成为历史，灰色营销基本消失，外向型经济全面发展，侧重于出口的几个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在后来的发展中，温州同样运用收购兼并等各种正规化方法建立大工厂、大企业的模式，沿着我们80年代末期的研究方案、90年代末期提出的方向，沿着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迅速发展，并取得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