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法家就对奖惩权柄十分重视，因为喜欢奖赏，害怕惩罚是人的本性，而奖赏是正面强化手段，即对某种行为给予肯定，使之得到巩固和保持；惩罚则属于反面进行强化，即对某种行为给予否定，使之逐渐减退。这两种方法，都是领导者驾驭下属时不可或缺的，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就如孔子所说的：
“实行宽政，人民就会轻慢，人民轻慢，就用猛政来纠正；推行猛攻，人民就会受到伤害，人民受到伤害，就改用宽政。宽政产生流弊后，要用猛政来补救；猛政出现流弊后，就用宽政来补救，宽猛相济才能调和。”
所以，卓越领导人应该很好地利用奖惩手段，用奖赏鼓励部下努力工作，也用惩罚约束部下的纪建规行为。正如韩非所言：“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刑赏交替使用，目的是一致的。比如三菱集团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其鲜明的“信赏必罚”信条使他跃升为日本企业界赫之有名的人物，他认为：与从业员的关系就如同唇和齿、车与轮，利害始终一致，共存共荣，必须信赏必罚，罚要峻，赏要厚，临机应变则富人情味。所以他每天早上亲自到店里去督励职员，发现有员工怠慢的话，立刻就加以严声叱责。他赏罚分明，提高积极实干者的薪金，有时甚至“支出数倍于薪水的奖金”来激励员工。
这样的领导是形成今日三菱集团的一大原因。因为它的赏罚在无形中凝聚了企业文化，让员工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在奖的激励下，罚的恐惧中有效地朝着目标趋近，因而使整个团队具有强劲的战斗力。
1奖惩似天平，须公正适度
(1)以法为纲
没有法令就没有方法使下，没有刑罚就不能威众，没有禄赏就不能劝民。法令是根本，刑赏是手段，手段应为目的服务，所以赏罚应以法令为依据、为最高原则。并根据形势需要，乱世用重典，治世要平和，宽猛相济。不能违背法制、随心所欲、滥施刑赏。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
韩非说：“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礼。”也即是法律，制度是刑赏实施的范围，不能逾越，不能随心所欲，一切依法行政才能保证组织地有效运行，至于破格，例外者，也须经过多数人同意，真正有利于工作，而非出于私人恩怨，方可实行，具体作如下解释：
①“不游意于法之外”，就是说领导应该“公”字当头，不能徇私柱法。对自己亲爱之人，无功不赏；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不罚。根据法律程度考察臣下得失功过，而不留意与法律无关的事情。
“不为惠于法之内”，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应该受赏的不能推辞；应该受罚的无所逃避。因为赏功罚过，目的是兴利除害。杂草不除，就会危害庄稼；盗贼不罚，就会伤害好人。弃公行私，有利于奸邪之人而助长暴乱。行私而赏没有功劳的人，还会使人暗生侥幸之心而欲得奖赏。行私惠而赦有罪，使人轻慢君主而肆无忌惮地做坏事。所以，应该受赏的人，不能推辞，目的是为劝勉众人；应该受罚的人，不能逃避，使其不敢轻易作恶，以儆效尤。
以法行赏罚，还要求领导坚持“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原则。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严格的管理要求对员工一视同仁，无论资深的老员工，还是女性员工，只要犯了错误，影响了工作的质量，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乃至惩罚，绝不能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
(2)以公正为尺
即端平奖惩“一碗水”，因为奖惩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工作，若领导借此机会挟私报负，交朋结党，那只会引发组织内部更大的分裂，最终得不偿失，因此用公正的标尺量造奖惩方案是必需的，若公正无私，刑罚虽重，下边也无怨气；而按私意行事，赏赐虽多，也会招来下属不满，所以，平目的表彰会，嘉奖名单等都应该在组织中公布，并让员工明白绩效考核的程序。行政公开化是杜绝猜疑的灵丹妙药，公正是阻挡腐化堕落的阀门。
(3)以适度为准
苟子主张赏罚不可过滥，他说：“赏不可过分，罚不可过滥。奖赏过分就有利于小人，刑罚过滥就会伤害君子。如果不幸而过，宁可奖赏上过分，也不可刑罚太滥，与其伤害君子，倒不如便宜小人。”
换句话说，赏要考虑到自己的能力，不能空口承诺，失信于人，或奖励成本远大于收益。就如今日西欧各国陷于沉重的社会福利泥潭难以自拔一样，同时罚也要适度，不到生死存亡就毋须有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绝决，要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也避免罚得太多而重演历史“苛政猛于虎”的悲剧，换句话说，每个天平都有其最大称载量，过了底限它也就失去了功效。
2批评似“热炉”，烫到即止
因为奖励在第九章激励篇中还会有叙述，此处单就领导在惩罚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做介绍。
“热炉法则”，是西方管理学家对惩罚的一个形象比喻，它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