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用于生产彩色相纸和胶卷。那时，公元厂的人就在猜测：为什么富士交给汕头的是一个技术水平、整个流程水平相当高的厂？是不是它有某种想法，为下一步做准备？
但公元的“猜想”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20世纪90年代初，公元厂利用富士生产线生产出来的胶卷，较之富士胶卷根本不具备竞争力。不但如此，富士销售给公元厂的生产线较之原产的价格明显偏高。由于生产线的技术和设备限制，绝大多数的原材料公元厂只能咬牙用高价从富士那里购得，几个方面的因素致使公元厂迅速背上了48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将公司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广东省朱森林省长带着汕头公元厂的管理层曾访问日本，希望获得帮助。但他们要会面富士领导层的要求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富士认为公元厂出现的问题已经不关他们的事了。
这件事情成了富士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富士低估了这样的冷淡对于自己以后的中国战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而柯达公司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从而获得了竞争的绝对优势。当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及富士的柯达自告奋勇地向中国政府伸出了橄榄枝，成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项目，以企业对政府的方式，完成了对整个中国感光行业的合作。
这的确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工程：投入10亿美元，一口气吃下六个厂，跨越6省市——辽宁、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3个行业；谈判相当复杂，牵涉地方、部门和中央的广泛程度让人吃惊。中央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中央协调小组，由“两委三部”组成——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化工部、轻工部、外经贸部，由当时的吴邦国副总理任协调小组组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李荣融具体协调。
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与柯达前总裁裴学德亲自拉开了合作的帷幕，“98协议”宣告诞生。“98协议”成就了柯达在中国感光行业的领先优势，除了柯达自己，没有人能够撼动这一地位。
在这份排他性协议到期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前，柯达在自由竞争中保持和扩大领先优势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展现得更为明显。截至2001年，柯达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飙升到几乎超过富士一倍，中国成为柯达全球第二大市场。
在今天看来，“98协议”实际上是奠定柯达在中国胜局的第一根支柱。通过对合作企业的改造，再加上在上海的相机、冲扩机厂和研发中心，柯达在中国形成了从民用、专业、磁记录到医疗的全系列生产系统。2002年，富士重返中国之时，柯达胶卷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已经攀升到60%，而富士在中国市场则沦为二线品牌，无法与柯达抗衡，只能和中国乐凯、日本柯尼卡、德国爱克发等厂家争夺剩余的40%的市场份额。
富士具有日本公司的显著特点，即非常重视投资回报，因而其战略部署常显谨慎。富士对中国市场的成长潜力和速度缺乏足够的信心，害怕在投入了大笔资金，背上效益堪忧的中国感光材料企业的沉重包袱后，获得收益不能和投入成正比，甚至亏损。而这一特点反映在企业决策方面，则暴露出其“没有长远规划”的弱点。一家声名显赫的世界级企业，在一个全球一致看好的中国市场上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显然是极其危险的。一着走错，满盘皆输。1998年博弈的失败为日后的发展前景埋下了伏笔。
“联合承诺”的缺席者
2001年11月13日，乐凯牵头，联合美国柯达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和日本柯尼卡公司三家感光材料企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发出了《整顿经济秩序，净化市场环境》的承诺，向所有消费者保证：“作为合法的企业公民，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走私，不造假，不向走私和造假者提供产品和方便。”
然而，这一协议的签署又一次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富士。本来答应出席的富士公司临时变卦，派了一个人到会场，但没有签字，使得“五方承诺”变成“四方承诺”。
对于此次倡议的用意，乐凯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解释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将以一个更加开放、稳定、繁荣、发展的新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遵循国际通行的公开、透明、平等的市场规则，参与区域及全球范围的经济技术合作。然而，国内感光材料市场上走私产品依然猖獗，各种假冒胶卷充斥市场，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从长远看，这些违规、违法现象不仅严重危害着我国感光材料市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而且阻碍了我国感光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此，乐凯集团公司深感责无旁贷，重任在肩。所以，乐凯发起这次联合业内公司向广大消费者承诺的活动。”
对于富士“拒签”的举动，据知情人透露，乐凯集团此前曾与富士公司联系过，富士公司答应参加，但条件是必须修改“联合承诺”，将“不走私”改为“我们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走私”，这一要求遭到了乐凯的回绝。
富士这次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众所周知，乐凯是中国民族感光材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