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修为的一个内容是“诚信”。人与人相处需要诚信，国与国交往也需要诚信。这是曾国藩推诚为用思想的基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来自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来自于他所尊奉的儒家思想。这和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思想是不一致的。现在一般的外交理论，讲求外交上的利益关系原则。有利益就有外交，没有利益就没有外交；利益来了就结成好的关系，利益去了就结束好的关系。在这种利益驱逐的外交下，人们相信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曾国藩推诚为用的表现形式下，有着一个深层的内涵，那就是忍术。一个人在弱小的时候，面对强权必须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受得了胯下之辱，方可以展凌云之志。
推诚的外交艺术
推诚为用，就是一种忍的领导艺术，是一种“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艺术。随着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被镇压，国内政局逐步趋向稳定，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再一步转化为与西方国家侵略者之间的********，如何防止矛盾激化，防止新的战争爆发，以获得自强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当权者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推诚为用”最初出自协调湘军将士与华尔等外国军队的关系上。华尔是美籍中国人，他继白齐文担任英国助剿太平军的军队统领，为人傲慢。这个假洋鬼子带着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曾国藩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能随便对待，他深知与华尔等关系的厉害，太硬可能酿成冲突，太软则丧权辱国。因此，他要求湘淮军自立，不求人，做到“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以此驾驭华尔。他指出：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华尔当可渐为我所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一国之人乎？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讲究推诚，首先是自立。自己足够自立，才可以和别国讲诚。如果不能自立，只讲权术，就无法驾驭外国人。他指出：
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为中国军民者，则但有和让，更无别义。
曾国藩引用勾践、田单两个古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勾践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被吴国打败后，忍辱负重，亲自到吴国侍奉吴王，后来回国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壮大军队，最后发兵灭吴，报仇雪恨。田单是战国时期齐国人，燕王启用乐毅联合赵、楚等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向披靡。最后只有莒、即墨幸存。齐国人推举田单主持军事。田单采取示弱艺术与离间之计，使燕国临阵换将，反败为胜，恢复齐国。曾国藩用这两个典故，目的就是告诫诸将，中国人要有复我河山、报仇雪耻的大志，但是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做到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与外国人的相处方式，要讲究和让，避免冲突，防止过早暴露自己的理想，而造成重大损失。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推诚为用”，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手段。
推诚为用根植于儒家思想，灵魂深处流淌着儒家“忠”、“信”、“笃”、“敬”的血液。他说：
夷务本难置措，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入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务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外交本来很难办理，只有依靠忠、信、笃、敬。笃，是笃厚，是宽恕；敬，是慎重，谨慎；信，就是不讲假话。他认为领导应该从“信”字上入手，一旦说定的话，不要因为小事、小利改变。当时外交人才缺乏，很多人不懂外交，却以为自己很懂外交，而说出的话，往往不符合实际。一些自称知道外交的人，自诩精明能干，而在实际外交上却把情报报告给外国人，私下里与外国人结交；有的则故意卖弄玄机，被外国人取笑。这些都是不忠、不笃、不敬的表现。正如他说的：
鄙意与洋人交涉，不知者多横施议论，不中竅郃，知之者又多自诩精明，或暗输情实，交欢于外；或卖弄机械，为彼所笑。欲求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实难其选。
针对这样的客观实际，曾国藩要求处理外交事务做到“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既不失重，也不过轻，保持好度，对内不让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对外也不引起衅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讲究信义，讲求争斗。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呢？比如外国人觐见皇帝礼仪问题，长期以来清政府都要求外国人跪拜，外国人不肯，往往闹得不可开交。有些外交使节来中国，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接见被取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