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政府、军队极其腐败，各级官吏，招权纳贿，无恶不作，贪污成风。整个社会，乌烟瘴气，“鹰鹳徧野，豺狼噬人。”军队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战斗力几乎为零，未见敌人就跑的现象比比皆是。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各种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时烽火遍及黄河以南。曾国藩自从1853年底创办理团练，到1860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军。这一阶段，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交活动，所有的外交言论主要见诸于与朋友的书信之中，只是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担任两江总督以后，“朝廷依之为砥柱”，遇到外交上的事情就主动下谕征求他的意见。比如购买轮船、借洋兵助剿、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重大问题，都及时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曾国藩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国内社会环境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另一个影响是当********与国内阶级矛盾同时爆发，处理两个矛盾反生冲突时，需要作出谁先谁后、谁轻谁重的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政府面临着两面作战的现实。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的目的是灭亡清王朝，而英法的目的重在利。要达到消灭太平军的目的，必须安抚英法。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攘夷必须安内”的外交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清政府和英法签订了城下之盟。
从曾国藩外交领导力的形成，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外交领导力具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是畸形性、过渡性、摸索性。所谓畸形性，就是指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是在长期以来清朝闭关锁国、不与西方国家交往、英法等侵略者用坚船利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当时的政府与他们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外交，外交活动不是正常在主权国之间开展，带有逼迫性、胁迫性，外交不能按照清政府的原则与要求开展。过渡性是指曾国藩式的外交是特殊时期的外交，过了那个特殊的时间，新的外交理念、手段就会替代之。摸索性是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从零起步，一切都处于未知状态，需要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保护了国家的利益，也可能会损害国家利益。因此，研究曾国藩外交领导力，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现实出发，还原历史，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可能真实了解曾国藩的外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