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英国在17世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遥遥领先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掠夺与扩张，在中国则发动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俄罗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成为他们追逐、蚕食、掠夺的肥羊。
在京城为官的十多年里，曾国藩一直在追寻理学的最高境界，与唐镜、倭仁等打得火热，一心只想做一个进德修业的君子，对西方列强的国情毫无认识，更谈不上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了；组织湘军后，曾国藩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太平天国上，对外国仍然知之不多。直到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才开始慢慢地了解英法等国家，特别是担任总督后，由于朝廷的垂询，需要这位地方官员建议建言，加之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曾国藩的涉外知识才开始多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领导力带有明显的先天性不足，这就像一个剑客，面对自己的对手，自己却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不能看到对手的面目，只能凭耳朵的听力去判断对手的位置。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长期以来，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施行全面封锁，外国人“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闭关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从历史发展来说，它阻碍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在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这种闭关政策的施行，全部退回到封建时代。从文化建设来说，它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对西方国家缺乏了解，他们所创造的科学文化也就无从知晓。从外交来看，清朝政府没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既不知道有什么国际公约，也不知道运用法律条文来作为外交的手段；既对外国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也不敢直接地面对面地和外国人打交道，更莫说针锋相对的谈判。当时在官场存在言理与言势两种不同的外交思想，在朝廷上，也存在战守与议和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存在。这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作为一个地方大员不可能违背朝廷的意旨行使个人的主见。1867年换约之际，朝廷征求曾国藩等人的意见，战守与和议两种倾向同时出现，“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在二月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说：
和约规模略定，大致尚属妥洽。此次换约章程下廷臣会议，执众口之意。腊月二十四五在内阁集议，二十八日复奏。醇邸虽有另摺，大致仍守和议。正月初三日醇邸复有条奏，则以战守为主。谕旨令醇邸与大学士会议，初五日会于内阁，三相皆推鄙人主稿，即仓卒交卷。虽附和醇邸之正论，而亦不能背于总署之和局，略似对策体制而已。
和议是清廷主导的外交政策，虽然曾国藩也附和醇亲王战守的政论，但真的要他起草换约书时，他必须遵循和议这一个指导原则。这对他处理外交事件，是很有影响的。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870年天津教案由他去处理时，他就感到棘手、担心，并且写下了遗言。他这样写道：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议，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天巔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不但畏惧他们的“性情凶悍”，更是“反复筹思，殊无良策”。用“束手无策”来形容此时的曾国藩，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竟然这样害怕与外国人交涉？根本的原因是清朝没有成熟的外交政策，和议和战守两种思想冲突中，和议思想占据上风。曾国藩在处理教案时生怕稍微不慎，即起战端。从这里足以看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苑书义在《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里这样描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他说：
十七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汉、唐盛世并不逊色，但是它处的世界形势却大大不同了。因在清王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经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十八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就明显地落后了。那时，刚好是清朝的乾隆中叶，这个王朝正循着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走向由盛而衰的下坡路。十九世纪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蓬勃发展，而清朝经历了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江河日下了。
这里的描述，很好地给我们介绍了曾国藩所处的国内环境。其最大特点就是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的2\/3，但是国力却远远不及英法等国。用先进的近代工业成果武装起来的西方诸国，轻轻松松就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清朝国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贵族地主手里，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