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风向标。朝廷重视某个人，地方官员也就重视，反之，就不会看重，不会尊敬。中国的官场本来就是一个农贸市场，白天卖菜的人多，买菜的人也多，就热闹；晚上卖菜的人走了，买菜的人也就不去了，市场就冷清了。谁有权有势，别人就尊敬、支持、喜欢、爱戴，就会去捧、去吹、去巴结；相反；要是无权无势，就会去踩、落井下石，就会设置阻碍。古代领导者是什么级别，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官印。办公文都要盖上官印。这个官印就是关防。关防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力的体现。曾国藩的关防五花八门，有时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有时又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还有“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关防换来换去，引起很多的误解，被人怀疑是伪造。李成谋在芷江募勇，遭到当地官员怀疑；周凤山在福建被误关。他们拿出曾国藩的关防，地方官员不相信。这种情况在江西也时有发生，清廷的谕旨、文件，地方督抚不转送给他看，办理粮饷的官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咸丰的这种“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的态度，对于曾国藩是一个不小的阻滞，直接影响了他开展工作。
第二，是江西官场不欢迎。曾国藩以一支“客军”进入江西，对于江西地方官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一种压力。一方面要给他安排军饷军需，另一方面打了胜仗功劳又是曾国藩的，所以地方官员有“畛域之见”，有排他之心，有嫉妒之情，是很正常的。按察使邓仁坤是湖南人，很支持曾国藩，命令他的儿子邓辅纶随军。曾国藩见他能战会战，让他带一支军队，隶属李元度，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学政使廉兆纶与布政使耆龄排挤邓仁坤，给皇帝打小报告，不准邓辅纶带兵打仗，借此打击曾国藩。
第三，是曾国藩的领导风格使然。曾国藩属于强势领导，风格趋于刚毅。这种风格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按常规不能做的事情，坚决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敢于做。用湖南的土话来说就是“霸蛮”。曾国藩在湖南的时候是“霸蛮”的，而且他的“霸蛮”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他对“霸蛮”有所收敛，提出要做到明强。明，就是要明白强的含义，明白怎样才是强。然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是不明白倔强的真正含义的，仍然秉承在湖南的一贯作风，他肝火太旺，动不动就生气。正如数年后他教育弟弟曾国荃所说：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皂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
龙虎之气太过旺盛，动不动就发火，有时想抑制也抑制不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办事不顺利，心里积累了“气”，没有地方发泄。从湖南到江西，曾国藩是立了大功劳，但是却没有得到合理的提拔重用，甚至遭到怀疑，办事各个方面都受到掣肘，这些事情堆积在心里，多了就会忿滞。忿滞，就是发怒，发怒当然不是件好事。所以曾国藩常常说要去愤激，根源就在这里。
二是自认为本事大，看不起其他的人。每一个当官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认为自己本事大，将别人看的平常。能力大、本领强的，固然自是；能力差、本领弱的，也要想办法降低别人的本领，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准，然后自是。曾国藩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缺点，后来意识到了，改正了。他教育别人要“不自是”，在皇帝面前，也常常表态不自是，要虚心，原因是他曾经自是过。他说：
近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在与官场交际时，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他说：
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
当一个领导者对自己所处的场，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时候，也就是有一肚子牢骚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