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没有协调好关系。张亮基喜欢他，信任他，重用他，但是很快就调离了湖南，到湖北去担任湖广总督去了，骆秉章接任，同时担任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务的人也换成了陶恩陪、徐有壬等人。他们三个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非常反感，不断指责他越权越职。曾国藩有一次写信给骆秉章，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今年在省所办之事，强半皆侵官越俎之事。”但是他认为是为了国家，所以并不后悔。“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何嫌疑之可避，是以贸然为之。”“侵官越俎”是官场最大的忌讳。而曾国藩恰恰触犯了这一条。后来，曾国藩招兵买马不依靠湖南官府的力量，独自募捐，原因也在这里：湖南巡抚不支持他。不仅不支持他，而且只要逮着机会还要整他。1854年靖港之败后，徐有壬撺掇骆秉章上奏弹劾曾国藩，说他指挥不力，要求朝廷给予处分。原因也在这里。
三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在京城生活了17年，对官场中的衙门习气、官僚习气曾国藩深恶痛绝，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国藩就想好好的改造之。因此，在做事的风格上讲究雷厉风行，在做事的方法上，讲究快事快做，甚至自己成立了办事机构，绕开湖南官僚机构。这种做法，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更难以得到一般人的支持。
至强无强
强势领导如果过于强势，就可能导致孤立。曾国藩一生最不得意、最不顺畅的时间是1855-1857年。这一时期，他孤军深入江西，既无外援，也无内助。自己从湖南带来的水陆两军，陆军只剩下李元度的平江勇跟随，水师只有内河水师，兵单力薄，举措乖方，危险重重。他总结这一时期“郁郁不得意”的原因时指出：
余前在江西，所以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
为什么他不能干预地方事务、接见官员、联络绅士？这是由他的职务决定的。当时，他仅仅是一个兵部侍郎衔，既不是钦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巡抚，他有权力率领他的曾家军去为朝廷卖命，却没有权力治理地方行政。所以，他常常将自己比做“客”，将湘军比做“客军”。既然是客，那就看主人喜不喜欢，留不留客。主人喜欢、支持，这个客就是好客；不喜欢、不支持，就不是好客。客人要看主人的脸色，脸色不好，客人难堪。曾国藩经常处于难堪之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比如提拔军功干部，自己没有职数，要和地方的提督、总兵去协商，别人给他一个指标，他才有一个可以使用；别人不给，他也没有办法。干部得不到提拔，积极性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减弱。
又比如军饷也是一个大问题。有件小事可以说明曾国藩当时的困难。1856年3月，曾国潢在长沙向人借了200两银子，写信向曾国藩要钱还账。他写信告诉弟弟说：“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一个拥有1.7万军队的统帅，居然连200两银子都还不起，以致要卖田还账。曾国藩感叹：“江西局势日蹙，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馨者。彻宵兴叹，束手无策。”李元度屯驻抚州，为了搞到粮饷，不得不分兵进攻周围县城，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李元度开始募兵打仗的时候，江西官绅对他寄予厚望，打了三十多次仗，胜的多，败的少，然而9月在抚州作战失利，林源恩战死，立即遭到抚州官绅的批评、怨恨。平江勇因为得不到粮饷、没有饭吃怨恨交加，以致集体上访。毕金科是一员猛将，作战勇敢，所向无敌。粮草问题让他烦恼透顶。有人建议，只有打通景德镇，才能获得粮草。他带十人攻打太平军的营垒，身中五十多箭而死。
孤立无援的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选择与江西官场的决裂，以期引起高层的注意，获得新的机会。当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陈与曾渊源极深，是他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这么好的关系，两人竟然破裂。参劾陈启迈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其中之一就是说陈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倡办团练，奸民彭三才认为馈赠太平军钱财物可以免除祸患，办团练就会招致祸害，因此，不仅不参加，而且想办法将团练解散。两人为此事打官司，县长支持彭三才，袁州知府支持彭寿颐，陈启迈竟然支持县令，案件拖了半年没有处理。后来，曾国藩发现彭寿颐是一个人才，与陈启迈当面商量调入军中，又去了两次公函，陈没有同意。一个月之后，臬司恽光宸审理此案，要彭寿颐承认诬告县长李峼，彭坚持不从，因此严加刑讯，褫夺功名，造成冤案。官司打到咸丰那里，咸丰出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撤了陈、恽的职务。派遣文俊来接替陈。文俊接任后，曾国藩孤立、困难的情况还是没有改观。曾国藩本来是为国家、为朝廷做事，却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始料不及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三个：
第一，是朝廷不信任。朝廷的这种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