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却异常强大了。居功自傲、拥兵自重，或者竟反戈一击，调转对付敌人的枪口来对付自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这个时候的清朝政府是“孤儿主政，寡妇当家”，国库空虚，兵力单薄，就像案板上的肉，再也没有能力来对付像湘军一样的军队了。所以，他必须在思想上有所警觉，言语上有所警示，必须作出一些事情来暗示曾国藩，要他好好约束自己。清廷主要抛出了四件事，来试探曾国藩的反应。
第一件，拉脸色。金陵没有攻破之后，朝廷下旨叮嘱曾国荃，要他在攻克金陵后立即上奏朝廷。金陵城攻克后，曾国荃会同杨岳斌、彭玉麟三人一同发了一个八百里加急的折子。这是个报喜的折子，本来应该给予奖励，可是朝廷接喜报后下的两道谕旨，却令人胆寒心惊。前道谕旨指责曾国藩不应该提早离开金陵城中战场，回到雨花台大本营，如果因为他的离开产生变故将严厉处罚。后道谕旨继承了前道谕旨中的一些内容，告诫曾氏兄弟不要骄傲。清廷这样做，无非是给点脸色，敲山震虎，要曾氏兄弟小心。这是压的艺术。
第二件事，追财富。南京未克之前，盛传太平天国积累了巨额的金银财富，打破金陵后，并没有发现巨大财富。真的有还是没有巨大财富，现在还是一个秘密，既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考古发现，所以现在还无法揭秘。就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这笔钱，当时曾国荃部裁撤的时候欠饷几百万两，何必打白条呢？当时朝廷有一批人相信有这笔财富的，其中贾铎就是。他上书朝廷，要求追查这笔财富。破城之时，清廷有令：“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齐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按照清朝的制度，俘获敌人财富必须如实上报国库，如有瞒报，一经查清，严格处理。所以，这道谕旨对曾国藩来说，也是要命的一招。
第三件事，查幼主。金陵攻克后，曾国荃部搜杀三日，没有发现幼主洪福瑱。所以曾国藩7月7日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以十六岁童騃，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然而7月25日接到15日的上谕，上谕提到左宗棠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于6月21日由东坝逃往广德，26日被黄文金迎入湖州，当时湖州还在太平军手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洪福瑱的出逃可能成为一面旗帜，有理由号召义军、组织义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秦末项籍、项羽起事打的是楚怀王后代的旗帜，陈胜、吴广起义打的是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明朝的朱元璋打的是小明王的旗号。清廷借题发挥，严厉指出：洪福瑱“必将号召群逆，为久踞之计。”要求对“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第四件事，要报账。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就下谕要求各地分年分起、报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收支总数。军务报销是国家制度，于理说得过去，于情难以做到。打仗十年，收入复杂，开支也复杂，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报不清账，有一批人会受到处分。这些人当然是湘军集团的人。
这四件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完全上得台面，但是潜台词却是很硬扎的，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曾国藩自然看得很清楚。处理不好，湘军集团就很危险。一批人会掉脑袋，一批人会坐牢，一批人会开除公职。面对这样凶险的局面，曾国藩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首先是化解湘军高级将领的激愤情绪。
四道谕旨下来后，湘军将领可没有那么冷静，他们是经历了长期战争洗礼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曾国藩最怕的就是这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三十多名高级将领忽然会集大厅，请求曾国藩接见。他们来的目的就是集体表忠。当时曾国藩正好审讯李秀成，中间休息。他问，九帅有没有来（曾国荃在家排行第九，故称九帅）中军回答，没有看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荃到后，曾国藩进入大厅，一脸肃敬，众将肃立，整个大厅庄穆寂静。大家落座后，曾国藩什么也没有说，在一张大红纸笺上挥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退入后室。这副对联是：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