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
将才，他的识别标准是：“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选择带勇之人和统领之才，曾国藩关注的是人才的务实、胆识，不关注得失等等，和乡气有同工异曲之妙，都是好操作的。
至于官气较多的人才，正好与乡气较多的人才相反，做事浮躁沉不下去，讲资格摆架子，说话圆滑，颐指气使。特别有两种人是曾国藩不喜欢的，而这种人才也很好辨识。一种是说话不着边际的人。“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另一种是浮滑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这种人是很好识别的。可惜的是很多领导者喜欢用这些人。
第二，讲究俯近识人。曾国藩识人，注重接近人，了解人。有很多人才是不会主动去接近领导者的，这些人难道就不使用了？在一个充满了官气的官场，这些人一般是会被遗忘的。曾国藩的做法就是主动接近他们，不让他们被遗忘。曾国藩俯近式识人，概括起来是“接近、考察、使用、徐察”八个字。接近，就是走进人才，认识人才，了解人才。他说：“知人之道，总须多见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曾国藩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接见属下。他每天都要接见几个人，记住他们的特点、基本情况以及自己的看法，以此作为用人的基础。考察，就是考核下级的德能勤绩，特别是群众的反映，并把群众的反映作为重要的用人依据。他认为：“察属下之法，以诚笃为上，有才者次之。试其守之谨不谨，观其政事之勤不勤，而终以舆情之洽不洽为断。”使用，就让人才担任某一方面的工作，从工作中了解他们的才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徐察，就是慢慢考察、了解，得到人才，不急于使用，而是“徐察之,视其才之大小位置之”。对于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经过时间的沉淀，是不是人才，可不可用，自然可以知晓。
曾国藩看人，注重第一印象。这和谈恋爱有点相似，第一次见面，下级给上级什么样的印象，往往会影响上级对他的判断、评介。曾国藩往往能够从对方的外貌特征、神态特征、言谈举止等等，对人作出基本概括与评介。1834年第一次见到江忠源，他给出的评介是：“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烈死。”当时两人谈的只是一些市井琐事，但是从这些小事的谈论中，曾国藩看出来江忠源的个性、气质、精神，作出了准确近乎神秘的评介。1862年初，曾国藩去暗察新招募的淮军将领。这些新将领们并不知道来人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做别的事，只有刘铭传坐在窗边一边读《史记》，一边饮酒。事后，他对李鸿章说：大家都可以立大功、做大事，但是将来成绩最大的只有坐在窗前裸腹饮酒读书的那个。后来，刘铭传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成绩卓出，升任直隶提督，36岁被封为男爵，光绪十年，指挥中国军队在基隆、淡水击败法军侵略，立下赫赫战功。台湾随即设置行省，刘铭传首任巡抚。
领导者识人，如果只看某一方面，往往会失之偏颇。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看到的只是魏延的“反”，却忽视了他的才，因此不能正确使用。曾国藩看人，不仅看他们的优点，也不忽视他们的缺点。刘峙衡为曾国荃四虎将之一，曾国藩对他寄予厚望，但爱其人而不掩盖其缺点。他的优点是不徇私、救人于危急；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喜欢当面骂人。他要求湘军将领“略其短而服其长”，这样将领之间“自然互相敬爱”。李次青是曾国藩的好友、亲家，早年追随他，是曾国藩的心腹，1855年、1856年曾国藩在江西通信最多、联系最多、作为依靠的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