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湖口之败，研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指挥失误造成，即指挥员没有很好地控制军队进攻的速度。军队进攻的速度倘若失控，就容易被敌人利用。而这个速度需要总指挥去控制。曾国藩就是没有控制好这个速度，所以招致失败。湘军从年初打到年尾，除了靖港、岳州等几次失败，总的形势是节节胜利，一年扫清湖南全境、攻克武汉三镇、田家镇大捷等，一路顺风。胜利冲昏了头脑，湘军中弥漫了一种“胜利之气”，以为太平军好打，产生轻敌之心、速胜之志。白天，水师与太平军作战，在小胜后，萧捷三、段莹器、孙昌国等，想迅速清除鄱湖以内的太平军，率领“轻便之舟，勇锐之士”，长龙、三板一百二十馀号，乘胜追击，直到姑塘以上，晚上也没有回到大本营。这就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失败并不可怕。曾国藩早期的这几次失败，让他清醒，让他明白。他不是一个擅长“战阵”的人领导者，而是一个擅长“教练”的领导者。所谓“教练之才”，其实就是统帅之才，是帅才。从此他不再亲自指挥具体的战斗，一心只做自己的“教练”了。在战略战术上，更加注重规划长远，注重稳重平实，不再冒险轻进。“以是不敢壹意进取，而存一防守之志。”而防守则“总以深沟高垒，能自固守为主”。不亲临前线指挥打仗，稳坐大本营，用毛笔指挥，用书信调度，最后打败了全盛时期拥有六十万军队的洪秀全。
以敌为师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描写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展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革。李世民有一句台词，颇有哲学意味。他说：太子没有好老师，什么是好老师，敌人！敌人才是最好的老师。这是值得玩味的话。一个善于以敌人为师的人，是最有能力击败敌人的。以敌为师，就是要研究敌人，了解敌人，把握敌人的工作特点，工作思路。搞清楚敌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才可以找到击败对手的弱点。曾国藩善于分析对手的战略战术，善于分析对手的作战意图，并从而作出相应的正确决策。1860年春，李秀成导演了一场气势宏伟的大剧。他率领一支雄师猛攻浙江省城杭州。杭州岌岌可危，求援信雪片式的飞往江南大营。这个时候，和春、张国粱等再也坐不住了，派出重兵救援杭州。
重兵被调出来后，李秀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回攻江南大营，并且一举攻破之。江南大营于1853年4月建立，为清军在南京城外的一支重兵，是咸丰皇帝的重要依靠，虽然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毕竟是一颗钉子，死死钉在太平天国的首都旁边，让洪秀全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至此，终于大功告成，洪秀全可以安安稳稳在南京城里当他的天王了。李秀成在这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声东击西，攻打外围中极其重要的城市，以蒙蔽对手的心智，将真实要进攻目标地的对手牵引出来，然后一举击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智谋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常常使用的，但像李秀成这样运用的好和成功的并不多见。对这次战役，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习，掌握了其特点，并且能够用以指导其战略战术的指挥。
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陈玉成将战略眼光转向安庆。当时曾国藩的军队已经对安庆成实施了重点包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集贤关一带，修筑深沟长壕，逐渐形成了全包围。安庆是曾国藩与洪秀全必争之地。李秀成、陈玉成积极筹划后，兵分四路于1860年底至次年春西进，其中江北一路由陈玉成率领，主要进攻英山、霍山，直扑武昌；江南三路，分别由李秀成、黄文金、古贤隆等率领，进攻浮梁、景德，鄱阳、都昌，彭泽、湖口，声势浩大，但是对于太平军的这种进攻，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他指出：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
曾国藩在这里对太平军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太平军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救援安庆。随着战事的进行，太平军在菱湖中部建设了19座堡垒，对曾国荃施行反包围。针对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曾国藩制定了坚守安庆的策略。那就是坚决不分兵，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来犯之敌。这一战略思想的来源就是对李秀成战略思想的分析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