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对加强金陵的外围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捻军流动作战，对北方京城是一大威胁，对南方也起到了掣肘的作用。特别是上海，也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由西往东的道路上，处处有太平军的防守，形势对于清军来说是不乐观的。所以曾国藩只能继续其“顾江保皖，先务根本之区；取越收吴，再图恢复之策”的策略。
三是季节问题，正处于冬季，长江水位下降，不利于船队进攻。
做强自己
“综理密微”重在做强自己。做强自己，就是要做好自身的基础性工作。基础不稳，地动山摇。只有做好了基础性工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支军队，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工作，是领导者必须时刻重视、切实把握，不能放松的。曾国藩治理军队，讲究综理，入手功夫在哪里呢？
1857年，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
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
这里，他把置办武器作为综理的重要内容。武器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胜败的物质力量。因此对于器械的保管、维修、采办是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切实抓好，抓到位。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领导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改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条件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强自身，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障。基于这个认识，当1857年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曾国藩对他弟弟的基本要求就是“整顿营务”。他说：
弟此刻到营，宜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时自之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
自治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与清朝经制兵相比，湘军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互相求援。一支部队遇到困难、遇到危险，另一支部队要坚决支援。这是湘军的制度、纪律；但是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认为依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他认为要想取得胜利还是要靠自己。他曾经对善于打野战的鲍超说：“凡他处调来之营，皆不甚可靠，总宜专靠自己。”有两个原因，一是未必能战，特别是新调来的队伍，对当时的形势未必清楚，对敌人的特点未必掌握，因此未必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二是未必真心支援。湘军中也发生过吴翔冈、唐桂生不支援友邻部队的事情。
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整顿营务是基本功夫。整顿营务的内容很多，除了上述所说的改善条件，还包括军队安营扎寨、平时的训练、思想教育、培养精锐等等。
磨刀不误砍柴工。曾国藩极其注重军队的平时训练。训练的过程实际是培养熟练、优秀员工的过程，是培养精锐的过程。现代企业注重员工的培训，意义也在这里。对于训练的重视，曾国藩提到很高的位置。没有训练的军队，不容许他们守城，更不许上第一线作战。他在写给李昭庆的信中要求：
至北岸之事，不敢遽求速效，各城守具，皆当预为持久之计。兹再解子药各五千斤，火绳五千盘，专送尊处。望与各营哨再三讲求，无事时总以操演为要，切不可一刻抛荒。操演如窗下作文，打仗如场中应试，窗下十分本领，场中不过做出五六分。若窗下全无功夫，临场断难侥幸。任凭近城贼氛如何猖獗，苟非直逼城下，操演尚不可间断。操演之法，《劝诫浅语》中虽只数句，却尚切要。
李昭庆是李鸿章的弟弟。曾国藩这封信重点是军队训练的问题。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工夫比诗内工夫更为重要。治理军队也是一样，打仗就像入场作文，作文快不快、质量高不高，完全靠平时的积累，也就是窗下学习的工夫。窗下学习就是平时的训练。平时基础性工作做得好，临上阵才能有好的表现。按照他的要求，即使敌人逼近城墙，也不可放松训练。真的做到了这种工夫，什么敌人也就不怕了。
做强自己，必须培养精锐。曾国藩认为，军队“不贵多而在精”。他的队伍是经过左选右选、反复淘汰才组成的。在衡阳时，他想组织亲兵营，看中了他的一个朋友招募的500宝庆兵，可是朋友给他的却不是最优秀的宝庆兵，结果他在500人中只挑选了100多人。由此可见，他对“精”的重视。
曾国藩统帅并供应粮饷的湘军最多时达到10万人，但是真正精锐、能打硬仗、打狠仗、打大仗，可以作为依靠的并不多。在镇压太平军时，主力是吉字营，曾国荃统领。这是一支非常能战的军队。曾国荃手下有四虎，包括李臣典、张胜禄、程学启、刘峙衡，他们作战不顾生死，取得了吉安、安庆、金陵等重大战役的胜利。1864年6月16日李臣典在太平门安放炸药，炸开城墙二十余丈，各营官身先士卒，直冲缺口蜂拥而入，锐不可当。这时城上太平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