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干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诚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洪秀全采摘基督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教，其本意是想通过传教，组织力量，反抗清朝，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他所倡导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社会改革，符合一般农民的要求，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内容。然而随着势力的不断强大，特别是1851年金田起义逐渐成燎原之势后，太平天国本身的缺陷不断膨胀，内部等级制度越加森严，财富向高层集中，内部分化激烈，在对清朝施行制度破坏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打击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心理。特别是愈到后来，洪秀全沉醉在天父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太平军打到湖南的时候，左宗棠去拜见洪秀全，要求洪放弃宗教的旗帜，专门打出反清的旗帜，遭到洪秀全的拒绝。
这种拒绝，实际上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袍断义”，是对隐藏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反清力量的忽视，标志着洪秀全走向了真正以神道、宗教创建太平天国的道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为曾国藩的抗洪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篇檄文的感召力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檄文以恢弘的气势、犀利的言辞，处处点击洪秀全的软肋，历数洪、杨罪状，痛击洪、杨荼毒生灵、蹂躏州县、抢掠百姓，“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抨击洪、杨破坏传统的秩序等级与尊卑观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痛击洪、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神灵制度，毁灭孔庙、关帝、岳王宫室身首，以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引发“鬼神所共愤怒”；思想性、针对性、鼓动性、战斗性极强，具有十分强大的杀伤力。
曾国藩以礼治国、治军，另一个重要做法是用儒家思想来团结士民、号召朴实农民，组织湘军，教育士兵。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嘉庆、道光以来理学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扬，当时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是理学的根据地，三个学术流派——今人学派、桐城学派、义理学派，其中今人学派、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唐鉴、罗泽兰都是湖南人。魏源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出现了一批经世致用的理学家，包括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等。所以曾国藩创军之初，就有一大批的具有理学思想的士绅加入进来，成为军队的领导者与中坚力量。罗泽兰、王鑫、李续宜、李续宾、彭雪琴、郭嵩焘、郭意诚这些都是一些“忠义血性”之士。长期以来，湖南山区的农民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单纯，性格古朴，待人厚道，吃苦耐劳，很容易被曾国藩招募到军中效劳。王鑫在湘乡创办团练的时候，为了凝聚士气，白天练兵，晚上讲课。讲课的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五经。
这种过去只在课堂上有的教育，现在进入了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开创了军队教育的先河。曾国藩吸纳了王鑫这一好的做法，使用在他的军队教育上，在军队中推行礼的教育，把军队办成一所学校。他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在军队开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教育，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义，让士兵懂得为什么而战；积极推行营规、家规的教育，教育士兵遵守营规，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水师陆军《得胜歌》，教会士兵背诵，而且亲自讲课，“每次与诸弁勇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因此湘军常常是一边战鼓声声，一边书声朗朗；或者“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曾国藩与一般的下级将领来往书信，也以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为主。他认为对将士的爱护，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美好名声，让他们成为有道德、明理的君子，比推荐他们做大官更重要。那些过去不爱读书、不懂得礼的重要性的领导者，在他的教育下，也会不断改变自己，像杨载福、鲍超等，都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