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来说无疑是很痛苦的。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后来三河战役，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咸丰八年(1858)十—月，他在家信中写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开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同年十二月初三又写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反省的日子里，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要他改变性格。
反省也是很有效果的。通过一年的努力，曾国藩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君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者所推崇的信条，曾国藩看到，要善其身则不可以兼善天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放弃个人性格所固守的外方，而改为外圆。他在后来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这里剖析自己，谈到一个“悔”字，悔，不仅仅是后悔，更主要的是“后醒”，即反思、反省。领导者也是人，是人，性格就会有缺陷；有缺陷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反省、改悔。曾国藩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善于反省，更善于改正与完善。过去他自认为是“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点，自以为是。这样的毛病其实不是曾国藩一个人独有，凡事性格倔强的人都是这样；也不是作为领导者的曾国藩独有，所有性格强硬、担任一定要职的领导者都有。不遇到挫折，不碰到南墙，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缺陷。通过反省，曾国藩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能够看到人的长处，所以他说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反省之后，曾国藩稍微改变了自己的性格，虽然自强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也不需要改变，但是使用自强的方法改变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外方内方”，而是修正为“内方外圆”，即讲究圆融的领导术了。
圆融的领导术，并不是“众人皆醉”我亦“醉”，不是“同流合污”，而是能够“藏垢纳污”，以前看不惯的，现在看得惯；以前看了很反感的，现在看了不反感；以前自己不屑于做的，现在自己也做一些。过去他在京城里为官，对于京城达官贵人的为人处事，优容养望，与处于下位的人混熟和同，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认为那是肮脏的，“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因此曾国藩常常是痛苦的。反省后，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处事方式上，找到了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方法。
余此次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所以当咸丰下旨要他出山的时候，他二话不说，立即从湘乡出发，出发后一路给各个方面的人写信，报告自己出山的消息与行程。并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这种风格，因此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理解，他的事业也更加顺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