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嫁女，有打发压箱钱的风俗习惯，有钱人家、官宦人家往往打发颇多，而曾国藩却规定200两。同治五年，曾夫人欧阳氏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这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这么大一个总督，打发女儿的压箱钱，就那么一点点，实在说不过去啊！
廉洁自律为本
曾国藩做官清廉，他的“八本”箴言，其中之一就是“做官以不贪财为本”，他常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三十岁的时候立志做官不发财、不留银钱与后人，这一志向在他的日记、写给家人的信中都有表述。他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崇尚俭朴的生活与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曾国藩能够做到清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简朴的生活态度。俭与廉，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致性与共通性。俭朴是他兴家立业的基础，是他的基本的生活态度，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他保持家业长久不衰的法宝。廉洁则是他做官的基本准则，也是他教育追随者的基本内容。他因为廉而俭朴，也因为俭朴而廉。他将简朴作为廉的前提，他说：
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曾国潢廉洁，但是不俭朴，他担心因此而坠入不廉之途，所以要求他讲究俭朴，不尚奢侈，各项开支注意节约，保持好“寒士家风”，做到“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以俭来培养自己廉的品格，两者在这里构成了一致性。
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曾国藩的廉。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时，养廉金结余2万两，公务经费结余2万多两。直隶总督的收入养廉1.5万两，盐院收入近2万两——他认为收入来源不很正大，号称清正的刘印帅也收用，所以他也收用。直隶的开支是仆人、幕友工资每年约用2.2-2.3万两、派往各地的委员薪水近8000两，合计3万两，使用养廉金外还从盐院提取七八千两。盐院多余的用作粮台报销之费。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家人，谈到他不收受别人红包礼金的情况，说他从来没有收过他人200两银子以上的礼金。他喜欢喝茶，他的茶叶却不是什么名贵茶叶，而是湘乡农家的普通茶叶，老家给他准备的。他死后，林达泉有一副挽联旌表其廉：
其功业卓乎李郭之杰，其文章总乎韩欧之长，名世钟灵，一代栋梁宗岳麓；
用天下财家不丰于资，进天下才子不显于秩，至仁忘已，千秋俎豆配姚江。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也谈到他的廉，他说：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容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进行对比，一个身后留有巨额财产，一个身后萧条，高度赞扬了曾国藩以及家人清贫廉洁的高尚情操。
有人提出创办乡学，在经费来源上有人建议由乡绅负责广泛劝捐，也就是说要老百姓来集资。曾国藩认为乡绅承办事情，容易产生腐败，他说：
凡地方公事，廉静谨饬之绅士多不愿为，其乐于从事者，则往往侵蚀把持，从中牟利。欲各乡所举尽属佳士，势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参之，则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鉴乎此，故常训饬各属，不准借事立局，滥引绅董，亦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支。该员所陈，首即不免犯此二弊，应毋庸议。查捐务最为厉民秕政，在州县有苛派之病，在绅士有武断之虞。恐百姓未见乡学之益，先受劝捐之害。
因此不准开设劝捐性质的乡学，不准借事立局。借事立局，就是借某件事情设立一个机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