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下级水平的做法，其实也是意不诚的表现。这样的领导者不可能将组织发扬光大。
所谓“思诚”，就是思想心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待人至诚感人。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养性，重点在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他说：“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领导者独处时慎重，心身就会舒坦泰然；内心专静纯一，外表整齐严肃，身体就会健康，体魄就会强壮；若领导者以修身养性为本，以民胞物与为用，大公无我，别人就会高兴。曾国藩认为，领导者做到“思诚”，那么鬼神也会对他钦佩。然而，很多领导者并不能做到“思诚”，又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领导者存在私心杂念：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所以，要做到诚，首先就要做到心无私念，要让自己的心地宽广空虚无物。所谓空虚，是一种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对于物的境界，物来了就接受，没有来不去追求，获得的时候不掺杂别的念头，过去了也不留恋。这里的物，包括金钱、财富、各种东西、名誉、地位、职务等等。领导者除掉了对物的私心杂念，才可以做到“大公无我”。现在的领导艺术研究者喜欢的一个话题是副职如何与正职相处。这个话题从副职的角度立论，将正副职的相处好坏归结到副职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正副职能否和谐相处，至关重要的因素的正职能不能正确对待副职，是否心底坦荡无私。据我观察，正副职难以相处的一个原因就是正职存在私心。心底有私天地窄，不能容忍副职的才华与能力，担心副职不好管，担心副职超越自己。正职如果能够去掉一个私字，什么人都好管。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领导者，但是对于曾国藩却很佩服，他由衷地说：“谋国之忠，吾不及元辅。”元辅，就是指曾国藩。忠就是对国家的忠诚。曾国藩的忠是对国家的忠，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对于清廷的忠。
不管是意诚，还是思诚，表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就是重视个人诚的锤炼。19世纪40年代初，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诚”，往往一点小事也能够激发他对诚的思考与磨练。比如有一次，“旋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与别人谈论某些问题，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就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虽有所领会、体验；但是思考不深刻，体会不周到，而高谈阔论，虚词矫气，企图以严词压倒对方，也是不诚的。这些现象，在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是经常出现的。
领导者在与下级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情况是：不让下级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虽然听完下级的讲话，但心不在焉，似懂非懂。对同级，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想要别人听自己的，不注意倾听与领会别人的话语含义，就急急忙忙表述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言不达题，或者虚张声势，总之是不诚的。早期的这种反省，在曾国藩当上大的领导者后，得到了充分的有效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与对下级意见的尊敬。他不仅能够虚心倾听下级的不同意见，而且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态度，切实可行的坚决落实，确实不可行的也不反感，所以他的下级都愿意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猜疑是领导者的一大忌讳，是领导者一种不好的品格。高明的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有利于事业的成功的；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又想用某些人，又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们去做某事总是不放心。养成不猜疑的良好领导品格，领导者必须有平时不断的修炼。这方面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进行了阐述，他说：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耇，旦夕入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怃然愧惧，不敢复道人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