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里，领导者必须把人脉的构建摆在首要的位置。他的蛋糕能做多大？他的风筝能放多高？他的马车能行驶多远？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就是看他的人脉有多厚、多长、多大。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人脉的构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脉构建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有价值与作用的是他的真诚。真诚使他赢得了广泛的人脉，真诚使他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事业。
曾国藩曾经说过，即使别人对他虚情假意，也要以真诚相待。他相信久而久之，虚伪的人也会变得真诚。真诚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是他领导术的核心元素。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讲究真诚。曾国藩的真诚，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做人要诚，做事要诚；慎独要诚，待人要诚；说话要诚，接物要诚；读书要诚，作文要诚。诚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品行；既是一种行为的准则，也是行事的方法。对自己喜欢的人、亲近的人要讲究诚，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不亲近的人也要讲究诚；日常行为需要诚，处理国家大事也需要诚。他用诚来要求自己，也用诚来获得追随者。真诚，在他那里已经由单纯领导品格提升为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领导术。
修辞立其诚
很多取得事业成功的卓越领导者极其重视诚的作用。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用100两金子作为代价，获取国人对改革的信任，是非常划算的。李世民曾经一度想知道臣工对他的态度，有人建议采取说假话的方式检测。他批评道：这是一种不真诚的方法，不能做。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诚。因为真诚，像魏征这样的前太子的人也能够一心一意为他所用。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是湘军“道义”上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道义上的统帅，那么他不可能拿权力来统帅三军，只能用道义来约束，以心换心、以情得情、以义得义，最重要的是以诚聚人，以诚和人。天下好汉能够齐聚梁山，而心无芥蒂，根本的原因也是真诚无猜。对于真诚的重要作用，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认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世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英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兴旺发达的家庭，都要依靠“诚”来支持。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与“诚”相提并论的“宏大”的重要性。宏大是指做事的规模、气魄、理想、志向、心胸等。宏大与诚的关系上，诚是第一位的，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气量狭窄的领导者是很难干成大事业的，即使他们处于可以干成宏大事业的位置，拥有巨大的、恢宏的基业，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短浅而失去可依之势。究其原因，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狭窄心胸的深层缺乏“诚”的基础。太平天国立业之初，气势恢宏，规模宏大；一入南京，制度性的欺骗，导致天王与诸王之间不睦，王与王之间争宠斗权，财富、享乐集中于上层，过去追随、支持他们的百姓转而支持官军，最后失势失利走向败亡。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他以一个诚字凝聚军心、士心、民心，逐渐得势得利，扭转时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所谓诚，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欺”。“是故诚者，不欺者也。”诚包括“意诚”与“思诚”两个方面。他认为：
所谓意诚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意诚”就是知道什么做什么，知道一点做一点，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不会装会，就是欺骗。外行管理内行，一个最恶劣的做法就是自以为是，装着比内行还懂。彝陵之战，刘备将军队驻扎在森林密集的地方，联营七百里。他这么做之前，有人建议，是不是先画个图纸给军师诸葛亮看看再定，刘备生气说，我也曾经带兵打仗，不需要请示。说得理直气壮，其实是不懂装懂，自己欺骗自己。结果被东吴的陆狲一把火烧个精光，落了个笑话。曾国藩用兵打仗、行政治国，从来都是不懂就不懂，不去装懂。他经常说自己不会打仗，特别是到前线去指挥，更不是他的长处。有些领导者明明自己不懂业务、水平有限，但是在管理业务能力比他强的下级面前，不是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是想方设法贬抑下级，将下级拉到与他自己一样的水准。这种贬损、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