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对待西洋各个国家采取“敌国”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待高丽等藩属国，其实就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平等就意味着尊敬他国的礼仪方式，不强其所难。这个转变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清王朝看清楚面对的“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式。
二是正确对待西洋各国。当时朝野上下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态度，一种是过激派，仇视西洋各国。最鲜明的事例是天津教案后，他们要求清政府驱赶北京的一切外国人，关闭所有外国领事馆、经营场所。一种是软夷派，看到外国人就害怕，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只有投降、屈服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国藩反对这两种态度，主张既要审时度势，也要客观看待自己的力量；既不能过硬，也不能过软。这种态度在当时来讲，不失为“中庸”之举，符合时代的需要。
随着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了解，曾国藩看到了中国的短处，也看到了外国的长处。他继承了自魏源以来“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国家的自立自强，提出了“师夷智”的新理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外国人才来中国工作，同时安排中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学习；他设置翻译馆，翻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他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收取远大之效；他致力创办实业，制造轮船、枪炮子弹，开启了近代洋务运动之先河。在他的倡导、力主、践行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得以起步，国家军队制度得以改革，出现了“同光中兴”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