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率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家书，给澄侯四弟）
余近年在外，勤，谨和平，差免愆尤，惟军事总无起色。自去冬至今，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诫诸弟与子侄者，惟星冈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也，三不信曰：“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律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兹因军事日危，旦夕不测，又与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逸，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家书）
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星冈公的为人。他曾经迷失过，终日嬉戏游弋，差点败家，但懂得迷途知返。一经改悔，就一心一意扑在家庭生产经营上，开山劈田，种蔬养鱼，劳作不息。他从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并且富有独到地总结了很多生动形象的经验之谈，如自己种的菜、自己采摘的蔬菜吃着甜；总结出了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八字诀”；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信药医、不信地仙、不信僧巫，这在巫文化盛行的梅山文化地区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生勤朴节俭，尊敬知识与知识分子，深以少年时代失学而后悔。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的人，有着君子一般的品性。因为这些高贵、优秀、美好的品质，他在当地深受百姓喜欢与尊敬。他虽然没有担当领导者，但却是一个具有优秀领导者品格与魅力的精神领导者。他对孙子曾国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纵观曾国藩一生，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对待长辈还是同辈晚辈；无论是群处明处，还是独处暗处；也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的身上、他的灵魂深处、他的一言一行都透露出他祖父的影子。祖父是他一生行为处事的镜子，映衬着他远行的足迹。
敢于反省、善于反省，是曾国藩最优秀的品格之一。优秀的领导者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一般人遇到事情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而喜欢责怪别人，而优秀领导者则喜欢不断地反省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省是领导者形成正确的领导力的重要措施。星冈公不回避自己年轻时候的荒唐与乖谬，痛悔自己年轻时放弃学业的过失。曾国藩也不回避在纪念祖父的文章中说到这事。这种敢于反省的精神与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的道德教条是格格不入的。受这种影响，曾国藩一生都在反省自己。特别是人生的一些重要时段、关键时刻，比如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即1842年、1843年，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做的最多、说得最狠的，就是反省自己的道德修养；1857年，江西战场受阻不前，他回到家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反思。每一次的反思，曾国藩领导力都在成熟，都在发展，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星冈公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爷子，但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爷子。他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一个想法与众不同的人。“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这话说的很平实，要做到却很难。它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出一源，但又高于儒家的思想。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仲淹认为：君子应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儒者所说的“穷”，范仲淹所说的“处江湖之远”，和曾国藩祖父说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指君子处于穷困境地、处于未发迹的状态。不同的是星冈公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也不只是“忧”而已，而是尽自己之所能“排一方之难”。所谓一方之难，无非就是调节矛盾纠纷、关心困难村民、修桥补路等等。星冈公的这种思想，对曾国藩忧国忧民思想的养成，对曾国藩内圣外王理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构成意义。
曾国藩一生勤俭节约、清廉自律，日记所记、书信所写、批文所说，念念不忘“勤俭清廉”。星冈公说到的八字诀“考、宝、早、书、蔬、鱼、猪”成为曾国藩一生坚持的信条。他的“八为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恕”是曾国藩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曾国藩深得朋友、同事、下级的尊敬，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宽厚、宽容。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还偏于严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更加讲究宽厚待人，哪怕是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的追随者，他也不是一味地追究责任。曾国荃曾经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一些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