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头，热钱可不是小买卖，资金比较持续，每当后期有大量的资金要进入，地下钱庄往往没有那么大的消化能力。你想和人家蜜月，但没那个能力。人家一晚上喜欢四次，你只能给人家一次，还不见得有多饱。
看到地下钱庄无法满足自己无限制入境的需求，热钱自不会留恋这种临时的蜜月，他们开始站在地下钱庄的船上寻找另一种进入中国的途径：有的干脆花钱把地下钱庄给控制了，以后我说了算；有的则是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预售申购资金类型进入；有些以私募资金（PE）或收购股份资金进入；有些以和证券公司的基金信托合作项目进入；有的则以保险公司业务进入；也有的以大型工业区投资协议意向的前期预备金的形式进入；还有的，则干脆以骗取信用证的形式进入。
对于国家来说，保险和私募基金是最大的管理缺口。比如，通过私募基金，热钱可以利用一切的私人汇兑渠道进入中国，而政府却难以监管；通过保险公司的各项业务，热钱同样可以轻松进入内地，并能够让大量的资金转移和支付正常发生，而丝毫不引起政府的关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类似于假投资、假贸易的方式，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将热钱轻松地转换成为人民币。
而所有这些进来的钱，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在投机中扰乱，在扰乱中赚钱，在赚钱后撤退！于是，这些钱只有一小部分资金用于开展当初进入时协定的项目，并美其名为项目可行性考察，而实际上，另外的资金则已经到达了目标领域，成了某些国家发动货币经济战争，扰乱中国国民经济的利器。
因此，地下钱庄发展到今天，才是真正到了不控不行、不打不行的局面。然而，面对全新经济形势下的全新地下钱庄运营模式，如何控，如何打，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还没摸清这些新模式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2006年，一家境外公司与广东省一家著名外贸公司签订一项价值3亿多美元的巨额外贸合同，合同明文约定，外方公司需要提前三个月付款。
这么大的单子，就连当地政府都乐得鼻孔冒泡泡。然而，事实上，大家乐得有点早，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按照合同约定，外方展现出无比诚信的态度，无比猴急地把款项打进了中方户头。但是，三个月之后，中方无比不诚信地提出了延期交货的函件，说是货物生产环节出现了一些无比特殊的原因，希望外方能够谅解。
这么大的合同，按照惯例，外方完全有理由提起贸易诉讼。然而，外方表现出了无比少见的合作诚意，不仅虚怀若谷，无比欣然地表示谅解，还无比主动地给了三个月的延时交货期。
这一举动赢得了中方企业以及当地政府的极大感激，差点鼻子再次冒泡泡。感激之余，中方“积极”解决生产问题，一副奋斗90天，营造中国企业良好形象的势头。
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中方又出了一份函件，说原材料价格上涨得太猛，外方如果不提高购买价格，这单子基本上没法完成。
这下老外“火”大了：你们中国企业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踏踏实实付钱，望眼欲穿等货，你们这么干，让我们情何以堪？我们伤不起呀。
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频繁接触、诚意慢慢又前路漫漫的马拉松式的协商。终于在两个月之后，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中方以支付给外方预付款项10%的赔偿金中止贸易合同，并将3亿美元付款如数奉还！
烤熟的鸭子都能飞走，这种现象恐怕百年老店全聚德也没见过，可偏偏就发生了。地方政府大为光火，一怒之下，开始着手调查该企业生产拖期的相关责任。
前面我们也提到，高建明从地下钱庄洗手不干之后，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光荣退休。常年从事地下金融业务，让他除了对地下行业运作模式了如指掌之外，还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整个金融系统的运作逻辑、监管法则与漏洞如数家珍，这因此也让他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弃暗投明”的机会--成为某地方政府的金融高参。为这次调查做幕后顾问的，恰恰就是高建明！
在别人眼里，恐怕这就是一次贸易纠纷，只不过因为数额庞大，而被定性为事故。但到了高建明眼里，一下就读懂了其中的玄机。
原来，这竟然是一幕地下钱庄一手策划并导演的国际热钱入境套利的剧情。
这一貌似再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纠纷中，两家公司居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巧妙利用国际贸易惯例，合伙将境外资金引入境内，并成功滞留8个月。在这期间，这笔热钱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内市场纵体行欢、放纵投机，最终在国内企业的协助下，成功出逃，并将10%的投机收益汇出境外，而且还免税！
擦肩而过、短暂逗留，通常会留下诸多遗憾，而对热钱来说，短暂停留已经足够，8个月，会演绎许多让他们身心俱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