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实货贸易。虽然税率上低了点，但架不住“薄利多骗”。
这一时期，让很多首批从事骗税的人委实大捞了一笔。等到后来国家发现退税在手续上有重大疏漏，开始设法弥补，要求有出口销售发票、进货发票等，这批人早已赚得手抽筋了。
到了1994年，国家经历了一轮通胀，调控之手落到了税制改革上，按照国际惯例引入了增值税，税率为17%。出口退税比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以此来平衡内需和出口外需，出口企业这下彻底受了刺激，1994年和1995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突飞猛进，增长率分别为32％和23％。
然而到了1996年，为抑制通胀而采取的谨慎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显现出了滞后效应，加上接踵而至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又反转陷入了通缩之中，内需变得严重不足。
要想尽快复苏国内经济，只能扩大出口，通过增大外需来拉动内需。
这种政策的倾斜首先体现在出口退税上。
在深圳特区，为了鼓励出口，退税环节上的手续又有点走老路，空前简化，出口企业可以先拿着盖有香港或国外企业合同章的贸易合同，直接到税务局申请退税。而税务局则直接把税金打到企业账面。至于发票什么的，都可以后补。
从事地下外汇业务的钱庄，自来对金融政策的微妙变化都趋之若鹜，非常敏感。退税率的提高，自然逃不出他们的精心研究，而且，90年代，本来就是地下金融业务模式多元化发展的年代。于是，大规模的伪造出口合同骗取退税，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本来，货币紧缩让钱庄们的资金捉襟见肘，可退税的漏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地下业务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一丝头发，他们就能抓住而博取上岸，有根稻草，就能反了天！
首先玩退税的，竟然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人物--李梅！
这个名字很熟吧？
没错，对于高建明来说，这个名字不仅熟，而且能熟到衣服里面。
李梅这个女人不简单，绝对和阿庆嫂有一拼。但不简单不等于很复杂，自从丈夫甩手而去，她便一个人守着房子、车子和票子过日子。平日里，她会去跑跑股市、泡泡酒吧，但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个影子却总在脑海里甜蜜飘过，这个人就是高建明。
事实上，高建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只是，当初的一纸别书，聊聊数字--我们约定不见面--就像一道无形的门墙，彼此之间再也无法穿越。思念有两种，一种是记忆里的，一种是憧憬中的。前者伤感而甜蜜，后者甜蜜而煎熬。
后来，常常泡吧的李梅，终于被泡了！
她认识了一个香港客，名叫宋汇贤，这人虽然没高建明的机灵劲，但是外形和对女人的温存和高建明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凭这个，李梅被打动了，没多久，二人喜结连理，李梅转到香港生活。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宋汇贤也是个搞金融的，而且是标准的地下金融业务。他对金融有多年研究，总会找出一些供自己钻的漏洞。而且，据说，这个人曾在著名的地下钱庄人士--陈灿文门下效力多年，算得上是个得意弟子。现在虽然已经脱离了陈灿文单干一个兑换店，但确实得到了陈的真传。
结婚之后，李梅并没像其他女人那样，老公负责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她深受老公的影响，加上人极为聪明睿智，渐渐地，对地下金融这一套就上手了。在她的策划下，李梅把外汇兑换店的分店开到了深圳，并注册了一个进出口企业的壳，而老公负责香港“总部”，两人跨境结合，标准的里应外合。
一开始，兑换店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暗地里一直做的是套汇生意。虽然在90年代的时候，玩这些已经算是比较初级了，但正是由于李梅在深圳的苦心经营，局面逐渐打开了。
摊子铺大了，本钱就是个问题。有时面对一天好几笔的收汇业务，手头的人民币明显不够用了。
办法总是有的。
这个时候的陈灿文也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陈某的钱庄老大，不能说在省港地区跺一脚颤三颤，但跺三脚颤一颤的能力还是有的。当宋汇贤找到陈灿文的时候，文哥正和新义安（香港最大的黑帮，著名的向氏兄弟向华强、向华胜的堂口）的一个头目在茶楼喝早茶。
陈灿文当时告诉宋汇贤，这事儿他会出面帮他的。
之后几天内，李梅那边就接到了几个电话，都是陈老大安排的，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李梅组织人民币资金。
起初李梅也不明白他们什么套路，一上来就拿着几张盖有香港繁盛祥货贸公司章的贸易合同，让李梅的公司盖章，具体一问，才知道是利用这份出口合同申报退税。几张合同都是高附加值的生化产品，金额都不小，分别是600万、744万、382万、580万、230万，总合同金额为2536万。
签完这些所谓的合同，几个人连同李梅的出口企业相关单证一起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