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革命进步思想的廖承志，当然不是被吓大的。自小就在革命中长大，大事、难事、危险事见多了，这点压力根本不值一提。凭他的经验和阅历，这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走哪儿都行得通。于是，他坚决上报周总理。很快，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于是，1957年3月，国务院再度批转中侨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有侨汇收入的侨眷的物资供应，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有侨汇户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各地可施行将侨汇收入与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结合的政策，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具体的侨汇券方案交由当时的财经委主任李先念执行。
不久，历史上著名的“侨汇券”就走进了广大侨户的家庭。
这是一种专门印有“侨汇”字样的票证，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还细分了不同的票面，如侨汇购物券、购粮券、购油券，还有的地方有布券、棉券、副食品券、工业品券、肥皂券、煤券等（见下图）。
侨汇券持有者可以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既解决了侨汇户的物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
如果说1955年周总理亲自署名的关于侨汇的《命令》是一次针对国内与国外华侨之间隔膜的拆墙行动，那么，侨汇券则是名副其实的修路行动。
习惯了计划时代分配法则的人们，被这个新鲜物刺激得趋之若鹜，争取侨汇的热情来了个大井喷。因为海外亲属只要往国内汇的款越多，你在国内获得的侨汇券就越多，可买的紧俏商品的范围和购买力就越大。
侨汇券极大程度地刺激了外汇入境中国的热情，但使用套路并不单纯，需要和人民币配合才行。光拿个侨汇券上街买东西，没有钱也是白扯。也就是说，这东西具有货币能力，但不能代替货币。可不管怎样，为了国内的亲人过得更好，海外侨胞或者国内工作的外宾都铆足劲往中国汇钱，为的就是多得侨汇券。只要有外汇进来，去银行就可以按当时的汇率牌价提取相应的人民币，除此之外，搭配的就是一定比例的侨汇券。
面对通常的侨汇渠道，海外华侨自然没了担忧，侨汇又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祖国涌来。
然而，寂寞不常在，坎坷永相随。
到了1958年前后，侨务工作又有了波折。
首先是全民“大跃进”如火如荼，侨汇工作自然不能落下。最初，各地还有点欲说还羞的意思，先是小打小闹地拆人家侨户的铁门铁窗去炼钢铁。渐渐地，在争取侨汇的问题上，也开始走跃进路线，开始对归侨、侨眷提出不合实际的侨汇目标摊派，采取层层控制指标硬性分配任务，队与队之间比赛“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等做法。一些地方银行在解付侨汇时，大都捆绑定期储蓄存单，让侨汇户在存款上“放卫星”，有的存款年限竟达100年！甚至有的地区还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区劝募。
另一头，人民公社运动对侨眷这一块也照顾有加，由开始的浅尝辄止发展成重口味，于是，侵犯侨汇、征用华侨房屋、平调归侨和侨眷财产、强迫侨户捐献投资等现象也再度抬头，有些地区甚至在人家黄金上打主意，专门开设“总路线训练班”，把有黄金的归侨、侨眷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苦口婆心，滔滔江水，目标只有一个--献出自己家的黄金。
相伴而行的还有反右斗争，白热化必然会过头，想直行却有点失控，逐渐有向“左”转的苗头，侨务部门开始无视归侨、侨眷的具体生活习惯，强迫他们在劳动方面也跃进争先，甚至还针对没有劳动习惯的侨眷提出改造计划，要求其一年之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中等劳动力水平。
这些冲击本来就不小了，再加上全国大办食堂，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很多侨眷即使仍有侨汇在手，也买不到生活所需。大家觉得手里的侨汇除了没用之外，还极易惹祸上身，于是，争取侨汇的积极性再度降到了冰点。
这么一搞，结果可想而知。
据资料显示，1959年1至4月，全国侨汇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2.4%，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6.9%。而江苏省上半年的侨汇收入较1957年同期更下降了46%。
多条路线绞在一起，形势大有愈演愈烈的意思，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外汇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侨汇收入再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当年国家原本计划使用侨汇为6000万美元，可实际上，上半年全国的实际侨汇收入才2000多万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50%以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而江苏省1962年上半年的侨汇收入竟然只有区区的39万美元，仅为上年同期的78%！
情况危急，绝不能等闲视之。
很明显，原因有二：
一是运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