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和相关金融部门不能深入了解地下钱庄运作细节正相反，地下钱庄对整个金融运作细节却了如指掌，比如在高建明的眼中，外汇监管基本上是不堪一击的低级防火墙，睡着了都能知道漏洞在哪儿。
很多专家往往在研究文章或发言中，言必谈“堵住地下钱庄这一漏洞”云云，事实上，致使热钱随进随出的漏洞根本不在地下钱庄，恰恰在金融外汇监管上。
外界所言及的热钱数额，不管是社科院还是摩根，掌握的仅仅是通过证券投资途径进来的一部分热钱而已。也就是说，热钱数量难以测算，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管理机构不明白地下钱庄的操作方式，难以对地下钱庄所经手的金额进行统计。缺了这一块，统计并疏堵热钱恐怕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掩耳盗铃。
可以说，热钱和地下钱庄让金融监管如入迷雾之中：政府为什么拿地下钱庄没有办法？地下钱庄的钱流速度因何能让国家监管部门看不到尾灯？按照所有的金融交易规则，出入境货币交易都需要通过银行来完成，因何会有那么多大额的、天量的交易能轻松绕过银行，避开国家监管？这些问题往这儿一摆，“外行们”算不清中国热钱流动的数额就再正常不过了，或者说，他们要是算清了，那才叫不正常！
站在高建明的角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对待问题，只能让研究者们在监管迷雾中一直“嗑药”，云里雾里。监管者也好，研究者也罢，他们一直在注意热钱监管的表象，而从来没有把目光放到历史当中。
历史是很好的老师，它能让所有人看清事物发展过程中漏洞形成的途径。对地下钱庄是如何产生的这段历史，高建明尤为熟悉，据说，他的一个同行也是师父，就是历史见证者。
3 侨汇风云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抗战再到内战，仗一打就没完没了，上百年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生意人，都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战争和动荡却是致命性的倒退。
新中国成立初期，总算安生了。可当国家用心开始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才蓦然发现，所谓的经济已经举步维艰。
新中国一上来就面临着第一个大问题--敌对封锁！物资封锁可以再搞若干个南泥湾，可是搞经济总得打开门做生意，对外贸易被封锁才是最让人头大的事。
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紧张，而这些本就没多少的外汇，主要渠道还是来源于侨汇（华侨给国内亲属汇钱）。
但是，帝国主义自然要设置一些障碍，比如当时的美国，制定了专门的条例：严禁华侨寄钱回国，谁敢往家寄钱就是违法犯罪，要判刑要入狱。东南亚国家散布的华人最多，一看美国对此事如此重视，当然要马首是瞻了，于是都跟着采取限制政策，不许华侨寄钱回国。
然而，再锋利的利刃也割不断血肉亲情，自己背井离乡在外打拼，还不是为了家乡的父老妻儿？海外华侨于是想到了走旁路--先托当地钱庄把钱款转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国内亲人手中。
国家当然也深知侨汇在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些便利侨汇的措施，把争取侨汇作为侨务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1950年8月，国家侨委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华侨眷福利会议”，周总理、廖承志、薄一波、南汉宸、苏幼农等领导人都一再声明中央政府对华桥、侨眷以及民间侨汇业的政策，确立了“便利侨汇、服务华侨侨眷”、“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等政策，并要求侨批业协力扩大收汇业务。
同年10月，全国开始执行统一收汇奖励金制度，根据“公私兼顾，高低折中”原则，按收汇额5‰发奖励金。
明确的政策一度让国家外汇迅猛上升。光是1951年，全国侨汇收入就已超出1949年的7倍以上。
然而，乱子总会不时出现。
1951年下半年以后，曾经备受拥戴的土地改革却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直接打击了鼓励侨汇的政策，让刚刚有点起色的外汇收入再度下挫。
首先，深化土改需要定阶级调调，说白了，要划出谁能分地、能分多少的道道才行。怎么定调调是个问题，这让全国各地着实费了一番脑筋。过去的一些标准用过了，但划出的地主还是不够用！于是开始不断创新阶级标准。拿侨汇多少说事的新方法渐渐被推广，比如侨眷比较集中的广东，土改初期，原先的地主直接就被列为恶霸！恶霸多了，地主就相对不够了。于是，把当时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甚至是兼有少量土地出租的工人和小贩们都定为地主，后来干脆就开始在侨眷身上做文章，把那些依靠侨汇生活而没有一亩土地的侨眷也划为地主。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没土地的都能当地主，真正的地主们情何以堪？
但是，事情确实是渐渐变了味道。有的地区干脆以侨眷做威胁，让他们写信向海外亲属要钱；还有一些地区开始强迫侨眷拿出手里的外汇作为信用合作社资金，或者强迫侨眷认购公债、捐赠。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