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来给这压力降温。加强限制在银行以外币兑换人民币是直接地压制这需求；限制提取外币是希望约束在街坊市场兑换人民币。
人民币兑美元上升的压力增加，有几个原因。其一是格林斯潘猜中的：人民币与一篮子外币挂，篮子内的美元成分下降了。其二是北京的言论，杯弓蛇影。其三是美国最近在伊拉克增兵--这场仗是打得太贵了。
以压制人民币的需求来舒缓上升压力，不容易见到功效。不是不可能，要看你怎样压制，而如果压制成功，对经济为祸不浅。说过了，一只货币的币值要下降与要上升是不对称的。币值要下降，政府没有能力把货币收回来，麻烦兼头痛；但如果币值要上升，要之不升易过借火：多印钞票放出去，外汇进账如猪笼入水，不喜欢有那么多外汇大可到澳洲把铁矿或其股票买下来。【蒙代尔曾建议买矿藏多的加拿大；我曾建议买农地相宜的新西兰。一笑。】
是的，打开大门，取消汇管，大手把人民币放出去，不仅国家赚大钱，而绝对肯定的是人民币的上升压力会烟消云散。只有一个大问题：国内的通胀会因而卷土重来吗？答案是：如果人民币的货币量急升，主要用于国外，国内是不会有通胀效应的。问题又来了：取消汇管，央行无从控制人民币量的急升是用于国外还是国内，如果通胀重来，外汇储备多得很，收回人民币是举手之劳，问题是西方的经验说，币量上升与通胀效应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分离，而减少币量与通胀收敛也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分离--怎么办？
西方的不良【甚至惨痛】经验，源于他们的货币制度【fiat money】没有一个固定的锚。以通胀率或失业率等目标为“锚”，经验说很头痛。以一篮子外币为锚好一点，但会因为外间的波动而波动。最可取的办法，是我曾经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只要这篮子内的物品够广阔，选择得宜，下了这个锚物价就会一次过地稳定下来了。守锚是守那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买卖人民币是按这指数算出来的汇率成交，政府无须提供篮子内的物品。守锚是担保持有人民币的可以在批发市场或期货市场，按指数购买该篮子物品。人民币兑所有外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守锚调控，央行或增加人民币的发行量，或以储备收购人民币--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是万无一失的。还有，以一篮子物价指数为锚，该指数可以随时调整。略为调高是微通胀；略为调低是微通缩。毫无调整币量与物价变动的时间差距，因为指数的本身就是物价。当然，篮子内的物品的相对物价可以变，而不在篮子内的物价更可以变。
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的思维错了一个重点：他认为一个大国的货币不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他那篇有名的支持汇率自由浮动的文章写得好，但因为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基本上是错了。本弗老的无锚货币思维，我批评过朱镕基。一九九七年我认为朱老可能对，五年后肯定他对，弗老错。
55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二〇〇七年七月
【五常按：本文是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十节的中译，二〇〇七年七月完稿，二〇〇八年七月发表。】
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〇〇三年三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也是个不相信市场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的自由其他地方难得一见。
一九九三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注一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一间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这制度的运作，直到二〇〇三年三月从国务院总理的职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唯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而不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