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失望的是，北京看来是拿出经济学不知为何物的“过热”为理由，扼杀了某些行业的发展。报章说不少私营的钢铁厂，因为“经济过热”而遭封闭。读不到可取的理由，只封闭私营的，不能不令人怀疑国营的钢铁企业以经济过热为借口，把有竞争优势的私营钢铁厂杀下马来。
回头说通胀，官方的公布是目前的通胀率大约百分之四，七年来最高，但这是在安全的百分之五之下。我解释过，物价上升与通货膨胀不同，而今天内地公布的通胀率有一部分是物价上升。我们要考虑两方面。
其一是人民币与美元挂，美元贬值，人民币跟对其他货币贬下去，会带来格林斯潘所说的输入通胀的效果。这是物价上升：美元不再贬值就不会继续。一日不脱离与美元挂，这问题永远存在。
其二是有关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永远平衡，而其中外资的引进【例如出售土地给外资】与货物出口站在同一边；内资外流与货物进口是另一边。上一边高于下一边，在收支平衡表中就会有储备增加的出现。处理储备增加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会导致人民币的币量增长。在人民币偏低【有强势】的情况下，市场的压力会利用人民币的币量增加，以通胀来削弱人民币的强势。
这里我们要注意，人民币量增加而在内地流通使用，会带来通胀，但如果人民币的增加是外流了，或是被持有者用作保值、存款收息，其通胀效应甚小。所以我认为北京约束人民币外流，或约束外人持有，是不智的。央行以人民币换取外汇储备可以生息；人民币回流以储备收购，是赚了息口。在世界渐趋大同这二十多年来，一个国家的币量增加与这个国家的通胀的关系，再不容易推断--我对弗里德曼提出过这重点，他是同意的。
朋友说，北京对“过热”的一个阐释，是内地的投资增加得太快，今年上升几达百分之四十。这急速上升含意银行借贷急升，于是忧虑将来坏账累累。银行坏账多是大麻烦，而目前的中国这问题严重。
我认为内地的银行坏账多，主要是国营的效果，而有时私营银行受到诸多管制也会有增加坏账的倾向。意料不到的经济转变带来的银行坏账无可避免。问题是，银行贷款职员不够慎重，或受了些小甜头而对某些顾客格外宽容，或甚至与借贷者串谋行骗，就是私营的银行也屡见不鲜。但私营的坏账入肉伤身，贷款的处理总要比国营的来得慎重。同样重要的，是私营银行的坏账，国家不需要承担。
我曾经建议人民币要脱离美元，改用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只要该篮子物品选得适当，以调控货币量来坚守该锚，会一次过解决通胀的担忧，而如果需要，通胀率的选择可方便地以调整该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来处理。如果把国营银行改作私营，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银行需要的监管最少，因为币量政策只限于守锚与通胀率的考虑。
读到或听到的数据不足，也不一定可靠。基于这些，我对北京最近的经济政策是失望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犹豫不决，没有给要处理的问题作出清楚的阐释，推出执行的法零散，使我看不到一个有整体性的方略。
24 换锚不要再等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通货膨胀与弱货币通常是相连的。这是普通常识。历史上没有见过一只强币与令人忧心的通胀相连在一起。今天人民币不仅强，而且极强。几年前内地的人抢收美元，今天倒转过来，政府约束美元户口每月不准兑换超过五万美元的人民币，而购买房地产要拿出成交证据才可以兑换人民币。
一九九一年波斯湾之战后，美元强劲。美国的货币量增加了很多也见不到通胀出现。一九九五年，我与货币理论大师麦萨尔【A.Meltzer】讨论这现象，大家同意强币因为有国际及国内收存保值的需求，不容易有通胀。世界趋大同，强币很容易国际化，政府要禁也禁不住。年多前弗里德曼表示对自己历来高举的币量理论失去了一点信心。不是理论的错，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了。今天人民币的强势远超九十年代的美元。中国的生产力可观还在其次，以美元为锚而不自由浮动是主要原因。
我老是不明白，多年以来北京希望人民币能成为国际货币，今天却临阵退缩！如果解除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国际漫游，央行发行容易携带的五百元人民币钞票，加上几个鬼子佬看得懂的英文字，人民币推出去，起码在亚洲一带，会有点像担沙塞海，不容易足够。
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国的货币有小强势可以持久，也可取，但大强势不可以持久，而如果坚持下去对经济有害无益。调整人民币的大强势有三个方向。其一是让人民币升值；其二是让人民币大量地国际漫游，满足外地的保值需求；其三是让通胀来弱化人民币。后者会是灾难性，不能考虑。前二者皆可考虑，问题是怎样处理最有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回头重提前文分析的输入通胀，我们要理解中国是个原料奇缺的国家，而今天既有“世界工厂”之誉，对原料的进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