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观那方面看，撇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中国要减低通胀率的话，比发达的国家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制还大有可改进之处，使生产增加远为容易。解除了价格管制【如上文所说，这是金钱表达的价格上升，不是通胀】，加上将国营企业私有化，使生产的弹性增加，通胀的压制就远为容易了。中国内地目前所说的什么先压制通胀，跟才慢慢地放开物价及改革国营企业的言论，是不明个中道理的。
再举银行的例子吧。中国内地现有的银行根本不推行银行应有的运作功能。更令人头痛的是，由于要维护本身的权力，政府不容许外来的或私营的银行在内地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这样做，对通胀的压制就有害无益了。若容许私营的银行自由决定利率，自由接受存款与选择认为可以贷款的机构，对通胀的压制一定大有好处。一方面，私营银行储蓄利率的大幅度上升会鼓励人们存款，减少超前消费的意向。另一方面，有利可图的生产机构不会借贷无门；这可使生产增加。二者都有助于减低通胀。
不过话得说回来，假若私营的银行真能立足而又不受到政府的诸多掣肘，国营的银行如不改革就非倒闭不可了。我以为中国的银行权威是明白这点的。所以归根究底，中国改革的困难还是在于特权分子要维护自己的既得权益。我对弗里德曼说：“你的货币理论没有错，但中国的困难所在是特权反对私有化，单是控制货币的增长率，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压制通胀的。”这一点，他是同意的。但他没有???到，一些中国的执政者似乎是以通胀为借口，把价格及体制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特权要维护特权的利益，何患无辞呢？
最后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价格不仅包括利率与汇率，也包括工资。放开物价而不解除工资的管制当然行不通。由金钱表达的物价上升，物质补贴要下降，工资自由浮动是唯一减少动乱可能性的办法。企业若坚持为国有，物价放开后的工资从何而定？其他国家的国营经验是工会林立，连手罢工的行为不胫而走。所以说来说去，将国营企业私有化是关键所在。
人民币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
前文提及，人民币的增长率，现在每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假若这个数字是对的话，那么今年的近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通胀率就不容易解释了。我可以肯定，在我到过的内地比较开放、私营企业比较盛行的地方，每年的实质收入增长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国的官方统计低估了近几年的国民收入，是无可置疑的。一方面，个体户盛行，而这些收入可观之家少报税，统计部门就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私营的零售业生意滔滔；其收入，官方的统计也是低估了的。
我向弗里德曼指出了这些足以炫耀但被低估了的进度，也指出有很多以前不在市场成交的产品，现在已成为商品，因此，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怎能说是大幅度地过高呢？这问题使他感到困扰。一个可能是：发表的人民币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长率，是大大的低估了。他同意利率被管制而远低于通胀率之下，是促长通胀的一个原因。他也同意物价放开后的物价上升并不是通胀，因而通胀率是被高估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上文所提到的气球的例子，及官方的言论有意或无意间促长了通胀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根据弗里德曼多年来的研究，一个在发展中的落后国家，只要推行私产制，那么，货币的增长率，在发展中，可以比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一倍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那是说，假若中国真的能大刀阔斧地改革体制，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币增长率绝不会是过高的。但弗老认为，中国人民对通胀的预期既然已成事实，立刻减低人民币的增长率，是必须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我没有异议。
结论
通货膨胀会妨碍中国的体制改革，是显而易见的。但先行控制货币的增长率来压制通胀而将其他改革押后，是劣，会使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各方面的改革一定要并驾齐驱，愈快愈好。这些包括立刻放开所有市场价格与工资，尽快搞好产权结构，取消所有官方的垄断权利，让利率自由浮动及容许私营银行参与竞争。从乐观那方面看，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生产的大幅度增加不困难，所以对通胀压制应该远比发达之邦容易。
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在目前是应该减低的。到了通胀得到控制而人民对通胀的预期有了改观时，货币的增长率可以增加至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倍，还可以接受。但这一定要有其他改革的协助。到了经济大有苗头时，再逐步把人民币的增长率减低。
向来宣称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倡导者，不应该以压制通胀为借口，把价格及体制的改革推迟，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也不应该散播谣言，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有意或无意之间把人民对通胀的预期促长了。
9 荒谬的“定律”--兼与林行止商榷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
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久不久有一些怪诞不经之论，在逻辑上错得离谱，而且没有事实支持，但行内